我们想举下面2002年5月，在桃园发生六名女儿联合控告自己母亲的案件为例，作进一步的说明。“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家庭分产的问题使母女反目，对簿公堂。桃园县八德市73岁的刘姓老妇，被六个女儿指摘遗产分配不公，联名控告她民事、刑事官司，还说要把妈妈告到坐牢。刘母丈夫在1998年 12月过世，留有十多笔土地和两个厂房总价一千多万元，不过这些房地都办理过抵押贷款，刘家育有二男六女，女儿都已出嫁，刘母要求六个女儿拿出印鉴资料办理继承，但女儿迟未交付印章，因此逾期办理继承，使她遭受罚款十多万元。她担心再受重罚，因此把遗产登记到自己和两个儿子名下，六个女儿得知母亲和弟弟排除她们，独得遗产之后，分别返家争产。但刘母并无现金，只靠租金过活，六女联名对母亲提出，注销登记民事诉讼，全案审理期间，刘母同意给每个女儿50万元和解，不过女儿们要求每人200万元。和解破裂，六个女儿则当庭表示，要对母亲提出伪造文书的刑事诉讼，法官对女儿们表示，母亲可能因此坐牢，女儿们则表示该坐牢就坐牢，法官依法判决六个女儿胜诉。于是又向地检署控告母亲伪造文书，因为刘母为了办理与儿子共同继承遗产，而伪造女儿们抛弃继承家产的切结书。

　　此案发生后，舆论哗然，六个女儿在舆论压力下，向母亲道歉，表示分到钱后，仍会孝敬母亲，但母亲相当不谅解，女儿们表示，她们不知道伪造文书是公诉罪，一旦起诉无法撤回，刘母的两个儿子也有话说，六个姊姊都已嫁人各有归宿，当初不愿意继承父亲抵押贷款的房子，如今又回头反咬母亲一口，实在是不孝。

　　这是一个台湾汉人习惯法，财产由儿子均分继承（刘母坚持的立场），以及现行《民法》，多子女平均继承制（六女儿的立场，也是胜诉的原因），两者之间的冲突。前者具父系父权社会的色彩，女儿只得嫁妆，出嫁后不应过问原有娘家的财产继承的问题，但相对来说，父母也不应对出嫁的女儿做过多经济上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老人家要求出嫁的女儿签下自动抛弃遗产继承的文件，一般女儿也都在传统的压力下签字同意。而在现代社会里，由父系父权社会转变到双系平权的社会，现行《民法》体现宪法男女平的精神，在财产继承上不应男女有别，1929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所制定出来的相关条文，其实是所谓的“超前立法”，法律走在社会变迁之前，《民法》1138条规定，遗产继承人除配偶外，依顺序定之，首先是直系血亲卑亲属（即子女）；后面则规定（1142条）同一顺序之继承人有数人时，按人数平均继承。由此来看，女儿跟儿子的“应继份”是完全一样的。这种超前立法的精神，一直到今天，究竟是否被完全落实，是一个需要实证研究加以探讨的问题。往往法律致力民间习惯的改变，但在民间固守旧有习惯的窠臼，财产只分给儿子，而没分给女儿的情形，仍然时有所闻。

　　但是客观来看，随着台湾人口自然增加率逐渐下降后，每个家庭平均子女数在二以下的情况下，生儿生女一样重视的情形日渐普遍，这种过度偏重男系父权的民事习惯，或许在人口变迁的背景之下，有可能在客观结构逐步走向双系平权的家庭的状况下，财产只分给儿子，不分给女儿的情形，会在这种自然变迁的社会事实的引导之下，逐步获得改善。

　　（三）台湾法律与青少年：以国中生丢网球为例

　　以年龄来说，成年人比起青少年在各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他们也比较以成年人所订定的法律，作为武器来对待青少年。因此，对于青少年的法律保障，不是修改父权的法律就能完全奏效的，必须为处于弱势的青少年提供适当的法治教育，以及配套的“法律咨询”、“法律扶助”，以及“法律普及化”的措施。让青少年无障碍地接近法律，进而用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2000年九月，台中某国中的国一学生，因为朝检察官宿舍丢网球，被少年法庭的法官裁定“训诫及假日生活辅导”。该生刚进入国中，在七月份学校新生辅导期间时，在四楼教室将一颗网球丢到隔邻的检察官宿舍里，担任该宿舍的主任委员的某主任检察官，立即率领正在附近协助拆除违建的警察进入学校找人，该生承认后，就被带到警局侦讯，在父母尚未到场的情况下，以刑法“公共危险罪”中的第185条“妨害往来交通安全罪”的罪名，移送少年法庭，其后遭致法官裁定“训诫及假日生活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