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名主任检察官表示，对该生行为非要依法究办的原因是，从现场迹象及警方及法官的侦讯结果，都显示该生是故意丢东西的。由于该校学生朝检察官宿舍丢东西的行为，已经过多次告诫，甚至逮到三个人，都已经原谅他们，还是无法杜绝。他才提出告发，使学校加强管理，让附近民众通行安全获得确保，并导正青少年的偏差行为。

　　然而，情况的确是如此吗？这件事情对于当事人一生可能的创伤，以及对其他青少年产生的杀鸡儆猴的作用，却是难以估计的，执法者当他做出移送处分的时候，并没有考量当事人是个青少年。中小学的“法治教育”的真谛，是希望协助青少年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当一个执法者对一个手无寸铁、毫无法律知识的孩子祭出国家大法的时候，本身就变成是“法治教育”负面教材。适当的“法治教育”并不是要事事诉诸法律，相反的，是要告诉国人国家法律的“有限性”，它是最后一道防线，碰到轻微的偏差行为，在其它社会规范（风俗、习惯与道德）还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法律这把两面刃，最好是备而不用。面对绝对弱势的当事人，国法只有在重大犯罪案件，或者其它社会规范都失效的时候，才会派上用场。

　　此一事件背后也隐含着“治乱世用重典”的法律意识，如果大到提包流氓、扫除黑金，小到孩子丢个网球，通通都要诉诸国家法律，大铡伺候，法律本身便会有工具化、疏离化的危险。法律本来要济弱扶倾，如果法律被知法者或执法者加以操控的话，法律本身反而成为违法的乱源，成为强者贯彻己志的工具。

　　国法有时而穷，国中生轻微的偏差，由师长、家长劝诫即已足够，当家有家法、校有校规的时候，国法实在不应该跨过家门与校门，轻易地越俎代庖，法谚有云：“法不入家门”此之谓也。当我们的社会愈来愈民主化、法治化的时候，国家法律应该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避免过度入侵青少年各个生活的领域，避免把一切青少年的“偏差行为”都看成“犯罪行为”的做法，尽量贯彻青少年事情的除罪化，因为很多青少年的偏差与犯罪行为，最主要不是法律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他们之所以违法，常常都是因为社会将之定义为违法所致，其偏差行为常常病因在家庭社区与社会之上，仅仅惩罚偏差者而不改变其环境，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之道。

　　六、 台湾法律与文化价值变迁

　　最后，我们要谈谈台湾法律与文化价值变迁的问题。由于台湾社会是一个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各种文化价值的崩解和创新，都以相当快速的速度在进行着，某个意义来说，台湾社会具有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既多元且并存的现象。在这样的多元文化价值下的个人，很可能自主性增加了，但在另一方面，在各种不同的价值选择过程中，也常常容易陷入一种迷惘的情境。

　　台湾法律、身体与两性伦理：以璩美凤事件为例

　　面对这样的问题，国家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道德，以及社会规范的最后一道防线，究竟能在下述的法律问题之上，发挥多少的作用：个人隐私、妨碍秘密、高科技犯罪、通奸除罪化、知的权利与新闻自由的界线等等。一旦所有这些法律问题纷纷纠结在一起，个人隐私权的扩张，高科技迅速发展，还有两性婚外情的频率不断增加，以及新闻媒体技术与深度持续加强的话，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家法律无可避免地会产生所谓“落后立法”的状况：法律的修改与制定，赶不上当前台湾社会文化价值变迁的速度。

　　璩美凤事件，如果要以法律的问题加以处理，某种程度就会突显出来我们现行法律的有限与不足。当我们社会以及有关身体、性以及两性关系的文化发展不断朝前迈进的时候，加上新兴的信息科技与摄影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一旦璩美凤的私生活，被针孔摄影机偷录下来以后，透过计算机信息与CD片传递，璩小姐的后台行为与个人私生活，便迅速地暴露在社会大众的面前。人们很容易从容地在家中，透过现代的科技去偷窥别人的私生活。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家法律只能处理是否蓄意偷录、妨碍秘密、侵犯个人隐私，是否故意传播、贩卖别人的私生活的内容。此外，就是所谓「通奸除罪化」的问题，在该事件中某位男士的妻子有权对璩小姐提出通奸的法律诉讼，因为她破坏了家庭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