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学创始人之一，奥地利的艾理希（Eugen Ehrlich，1862-1922）特别强调说，法律并不是国家的专利，它还蕴含在社会团体和社会习俗当中，因为在社会团体的生活里，以及社会中人的行动里，存在着自然形成的、活生生的法律（living law），来规范他们的行为举止。很多表面上是由国家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其实都可以在社群实际生活中，找到它们的根源（活生生的法律，也就是社会团体的内在秩序）。艾理希认为，社会团体中的风俗，就是广义的法律，而狭义的法律（国家法律）则需要以风俗为基础，也是风俗的一种：换句话说，国家法律只是社会生活中各种法律规范的一种而已（Ehrlich，1989：34-45）。

　　另外一位法律社会学创始人，德国的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他对于法律作了一个社会学的定义：一方面在内在性上，强调法律是一种社会行动，与行动者在主观上对法律的观念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在法律的外在性上，强调它是一个具有形式组织的强制机构所保证的一个正当的秩序（legitimate order）。对他来说，正因为每个社会团体都有强制机构，所以就会有它们自己的法律：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党有党章、乡有乡约等等，各社会团体为了维持其内在的秩序，所制定出的规则，无论其成文与否，只要其付诸实施，即称为法律。在这样的观点之下，韦伯建构了他的团体多元主义与法律多元主义，国法只是诸法之一而已（Weber，1972：17）。

　　此外，法律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 ）和罗勃士（Simon Roberts）等人，他们主要研究初民社会的法律，他们发现如果硬要套用西方的法律概念，强加在初民社会之上时，就会发现初民社会似乎只有宗教、风俗、习惯与道德，而几乎没有法律的存在。所以他们倾向放弃这种西方本位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法律观，而改用法律的实际社会功能，以及社会冲突与纠纷，如何被实际解决的途径，来进行研究。换句话说，初民社会维持社会秩序、实际解决社会冲突的过程，都和法律有关，例如：自力救济、氏族邻里间的调解、耆老的仲裁、酋长的判决，甚至部落之间的血族复仇、神判、决斗等等都和法律有关。这样的研究取向，跟初民社会的特性有关，因为初民社会常常并不存在所谓的法官、检察官与警察等这些自成体系的法律组织，这样的机制往往与亲属组织、宗教组织或政治组织混在一起。很明显的，在没有专设的法律组织的情形下，初民社会的冲突与纠纷，是透过多元的管道加以解决的（这些都跟法律有关），在此情形下，这个研究取向也预设了社会中的法律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现象（Malinowski，1926；Roberts， 1979）。

　　一旦承认法律是多元的社会现象，就会将国家法律作某种程度的相对化，因为对民间存在的活生生法律的重视，其实就是彰显民间社会团体自治自律（autonomy）的特性，国家法律如果没有社会中的活生生的法律的支持，常常是窒碍难行的。因此，到底国家法律与其它民间活生生的法律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一直被法律社会学家与法律人类学家当作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一方面，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里（台湾社会也不例外），整个社会愈来愈法律化，亦即统一化、科学化、官僚化的法律次系统，逐渐入侵其它社会次系统；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民间社会攸关法律发展的社会运动也相当蓬勃，如所谓“（国家）法律之外的抉择”（alternative to law）的运动，还有所谓“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的运动，都对这种法律多如牛毛、国家法律笼罩一切的情形，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这种反对声浪，在积极面上，强调回复民间社会自主自律的功能，尽量减少国家的干涉；在消极面上，则是要求尽量减少兴讼、减少国家法庭的负担（林端，2002：306-7）。

　　立基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法律多元主义观点之上，笔者曾经运用一个图表，对中国人传统以迄当代的社会里法律实际的、多元的运作过程，作一个整体性的刻划与描绘（林端，2002：315）。此地略做修正，也可以用来说明台湾社会里法律的多元实际运作的现象（参见表一）。其中把法律运作当成一个连续体（continuum）来看待，由民间非正式的调解一直到官府衙门的正式判决，诉讼过程渐渐正式化、形式化、繁复化，由“私了”到“公断”，步步都是法律的运作。如果采用社会学家以“量”的多寡来看法律的观点，这就是法律程序的形式成分由少到多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法律成分由少到多的过程（Black，1976）。荷兰法律社会学家布兰肯堡（Blankenburg，1980：83-98）也提出“或多或少的法律”的说法，对他而言，法律有个连续体般的运作空间，介于调解与判决之间，这两者恰立于理念型的两端，前者指的是较少的法律，后者则是较多的法律，行使前者成为调解者，行使后者成为判决者（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