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我国学者梁慧星、崔建远、杨仁寿等教授认为，意思表示的解释意在为裁判提供事实依据，应当属于事实问题。而王利明、史尚宽等教授等则认为属于法律问题，如史尚宽先生认为，“法律行为之解释与法律之解释，同其性质，故违反采证法则之解释，得为第三审上诉之理由。”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0页。

　　[29]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台湾1993年版，第273页。

　　[30] 朱庆育：“意思表示解释：通过游戏而实现”，在《清华法学》第一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31]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418页。王泽鉴先生认为，“契约的解释乃法律上的判断，应由法院依职权为之，不受当事人陈述的拘束，亦不发生举证责任问题。” 王泽鉴：《债法原理（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32] 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33]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5页。

　　[34] 隐存的不合意是指双方当事人不知意思表示不一致，关于其详细论述，参见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26页；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基本理论债之发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35]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三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页。

　　[36]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

　　[37]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

　　[38] 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39] 按照雇用的双务有偿性，一方提供劳务，他方须给付报酬，乙无须给付报酬，故此无偿契约不属于雇用之列。同样，赠与契约虽具无偿性、单务性，但需一方移转财产权利于他方，提供无偿劳务与移转财产权利有着明显的区分，故此契约也非赠与，但有学者认为可类推适用赠与与雇用的规定。参见张镜影：《民法概要》，第315页。

　　[40] 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41] 何怀宏：“现代社会与道德观念的普遍化”，载氏著：《何怀宏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42] 马俊峰：《评价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43] 冯平：《评价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44] 曹刚：“立法正统性及其合理性问题-关于合法性理论的另一种视角”，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四期。

　　[45] 程仲棠：“从‘是’推不出‘应该’吗？”，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10期。就评价判断与规范判断的关系而言，一些评价判断本身就可以转化成规范判断，此际，评价和规范这两种判断实际是合一的；还有一些评价判断至多能给规范判断以一种精神支持，而本身却不能够在逻辑上使自己通过可普遍化原则而规范化；还有一些评价判断是与规范判断完全无关，甚至是与之相抵触的。

　　[46] 参见何怀宏：《什么是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47] 赖金良：“价值陈述：评价与规范”，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一期。

　　[48] 如果采纳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的区分，则法律行为成立被证明为不是事实判断后，必然就是规范判断，且属于规范判断中的义务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但如果采纳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判断的区分，则法律行为成立的判断属于价值判断，且为价值判断中的规范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