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的集体岐视。刑释解教人员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是较低的：一方面他们的职业身份不可能提供太多的机会；另一方面，活动的组织者或参与者不愿意接纳他们，在有限的社会活动中，最能表态社会基本立场的是，刑释解教人员在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项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力时，尤其是被选举权的实现，在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在法律强调的是规范和秩序，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的政治氛围下，在社会的集体孤立下，刑释解教人员的社会技能进一步丧失，自然会生成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困难，职业范围狭窄，工资水平低的社会事实，造成了控制犯罪的目的制造了产生犯罪的结果的悖论。
在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问题上，上述的理论是有充分的实践指导意义的。比如矫正质量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重新犯罪率的高低的观点等。但总体上，社区矫正仍是有其相对特殊性的一面的。
笔者认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家庭结构缺陷和家庭教育失调是重新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点犹其表现在青少年的犯罪和重新犯罪的问题上。家长的溺爱是导致重新犯罪的一个非常的因素。在社区矫正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单亲家庭的孩子或者父母长期外出打工的孩子，容易走向犯罪道路，这是家庭结构缺陷的直接导致。但是，在矫正过程中，一些父母溺爱子女，怕丢面子，视社区矫正管理为有意刁难，甚至帮助子女对抗或者软对抗管理，这样的家庭环境导致的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比率是很高的。在子女接收司法审理时，倾力争取从宽处理，要求社区矫正，在矫正阶段，又千方百计逃避管理，让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会作出误判，可能会认为自已父母的能量大，有办法，同时也会误判了法律的尊严，认为犯罪处罚也不过如此。这样严重的失调教育，已是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走向重新犯罪的主要的成因。
2、社区矫正缺失直接的强制性措施，没有达到惩罚教育的效果，这也是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一个原因
社区矫正工作既已定位在是刑罚执行活动，但是，实践中执行的一些制度、规定，缺失最重要的强制措施。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教育都不是万能的，没有强制性措施保障的矫正，肯定是不全面的。同时，没有强制性措施也不能显示出法律的严肃和尊严。
虽然在理论上，我们的矫正工作中，有权对矫正人员进行警告、记过、治安处罚、收监执行等措施，但是，在实践中仍然显得是空乏无力的。首先，在执法主体上不明确，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不修定的情形下，司法行政机关只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我们仍然处于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底气先天不足，难以显示执法的威严。其次，以打分为基础的考核，形式上有效，实质上是虚设，特别是表现在记分的标准，在设计上，个人感性的评价，大于可考量的实质内容，在客观效果上，要求偏低。其三，在矫正对象不服从管理的问题上，实践中根本没有任何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方法，面对实践中碰到的千古百怪的难题，我们的工作往往显得因无所措从而被动，有时，硬不起来，又软不下去。比如，公益劳动的组织，矫正对象拒不参加的，我们唯一的威胁性措施，就是扣分，根本没有其它立杆见效的办法，这与国外，由法官直接判决履行一定的劳动量，交社区监督执行来相比，显然效果是不同的。还有，对驳权对象的管理，要求他们与其他缓刑、假释人员同等管理，显然是难以做到的，在做不到的情况下，还不如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