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后撤销案件的方法来消极应付，使检察院的这一权力虚置或落空。再如，根据规定，检察院有权向公安机关调阅案件材料，但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借种种理由予以拒绝；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协助侦查，公安机关也以各种借口推诿甚至干脆拒绝等等。这些现象必然导致检控能力的受损、下降。[22]其次，应当确立侦查中的司法审查机制。检察权本质上是一项刑罚请求权，即诉权，它具有单方诉求性，而非中立性权力——裁判权，因此，检察官在侦查程序中的角色只可能是与犯罪嫌疑人相对抗的一方当事人，而不可能象手握审判权的法官一样在侦查程序中恪守中立。检察官尽管在侦查程序中也有权监督警察侦查，但这种监督权并非裁判权，检察官对侦查的监督也与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者介入侦查、对侦查实行司法审查完全不同，由于检察权与警察权在本质上相同，那么检察官对警察侦查的监督就是一种同体监督，是在检警一体化体制下，检察官作为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一种上命下从的同体监督，这种同体监督与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对侦查实施的司法审查在监督制约的效果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过分夸大检察官对侦查的监督作用，并因此排斥法院对侦查的介入和司法抑制作用，那么就可能使侦查程序脱离司法制约，而出现纠问化倾向。因此，在价值层面上倡导侦查程序的独立性的同时，也应当强调其在技术层面上的司法制约性，切不能将侦查程序理解为是检察官居于三角顶端、由检察官控制进行的程序，侦查程序也应当是司法程序，即由法官对侦查行为尤其是强制侦查行为实施司法审查的程序。我国的侦查机制，长期以来由检察院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进行监督，但从客观效果来讲，难以令人满意。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在侦查程序中引入司法监督制约机制，对于实现侦查程序的法治化就是非常必要的。

　　问化倾向。因此，在价值层面上倡导侦查程序的独立性的同时，也应当强调其在技术层面上的司法制约性，切不能将侦查程序理解为是检察官居于三角顶端、由检察官控制进行的程序，侦查程序也应当是司法程序，即由法官对侦查行为尤其是强制侦查行为实施司法审查的程序。我国的侦查机制，长期以来由检察院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进行监督，但从客观效果来讲，难以令人满意。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在侦查程序中引入司法监督制约机制，对于实现侦查程序的法治化就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