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证据的相关性相比，证明能力从本质上说不是证据本身具有的品性，而是法律为了满足某种价值观念的需要从外部加于证据的特征。所以，相关性在本质上是证据本身具有的特征，是一个单纯的事实或经验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真实性问题，而证明能力问题在本质上却是证据本身所没有的，而是法律所赋予的。因此，证明能力问题已经包含了价值判断的因素，或者说体现了正当性的要求。

　　证明能力问题关系着一项证据能否作为法庭调查的证据。因此，在证明能力问题产生异议时，应当就此进行必要的调查。在英美证据法上，此项调查称之为“初步询问”（preliminary questions）。 此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具有证明能力而被采纳接受法庭调查的证据混同于定案依据，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说某证据具有证明能力，只能说该证据可以采纳作为证据进入法庭调查程序，可以在法庭上出示、接受质证。它有可能最终作为定案根据，也有可能不被作为定案根据。比如，一个证人，他声称目睹了案件过程，也符合作为证人的资格，那他就可以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接受法庭调查。但其证言最终能否作为定案根据，还要看他的证言是否前后一致，与其他证据是否一致。如果结论是肯定的，则可以作为定案根据，反之，则不然。

　　与上述误解相连，现实中一些人还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当庭采证就是解决证据是否作为定案根据的问题，这也是不正确的。不论在任何国家，当庭采证只能解决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也即当事人主张的证据是否有证据资格，是否能够在法庭上出示，接受调查。那种当庭就要解决证据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主张，在逻辑上是前后颠倒的，在实际中是实现不了的。因为只有在所有证据接受调查之后，才能决定某一证据是否能够作为定案根据。这是在庭后评议阶段才能解决的问题。要在法庭调查阶段，而且是在每一证据调查之后立即解决这一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英美法系国家，对决定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有专门的程序，并且这是属于法官职责范围内的事，而某一证据是否能够作为定案根据，则是陪审团的事。与证据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司法人员自由裁量不同，证据的可采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严格的法律问题。因此，在存在证据规则的国家，关于可采性的规定就成了证据规则的一个核心内容。

　　在现代立法中，关于证明能力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 观察这些规定，可以发现现代立法关于证明能力规定一般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证明能力或可采性问题是对特定证据之适用的法律限制。证明能力的一般原则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凡具有相关性的证据都具有证明能力。因此，一项证据即使具有相关性而对要证事实具有证明价值，也可能因为法律的规定而不具备证明能力。在此意义上，证明能力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法律问题或者价值问题。尤其是，关于排除一项材料证明能力的规定，往往不是以证据是否具有证明价值为标准，而是某种价值因素在发挥作用。

　　第二，从形式上来说，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能力问题往往来源于更高一级的法律（如宪法）的规定。美国和日本关于违法自白的排除规定，皆来源于宪法中关于公民享有免予自证其罪的特权的规定。关于排除传闻证据的规定，也是为保障宪法中关于被告人及其律师进行询问、对质的规定。在欧洲，欧共体各国关于证明能力问题的司法实践也开始更多地与《欧洲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联系在了一起。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从建设法治国家的角度来看待有关证据的一些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尊重或遵守法律的规定，使法律具有超越于任何现实力量的权威。我国以往对证据的认识，仅仅侧重于它的证明力方面，而忽视了它的证据力方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比如，被告人的口供，尤其是书面口供，我们特别重视，这就使得某些侦查人员使用刑讯手段逼取口供，将严禁刑讯逼供的法律规定置于脑后，进而也损害了宪法中关于公民享有自由和权利的规定。所以，如何从证据的可采性或证据能力的角度审视我国的证据制度，将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