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

　　我国宪法关于刑事诉讼法原则的规定，主要有：第33条“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规定；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之规定；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之规定；第4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之规定。

　　三、 各国刑事诉讼原则宪法化之比较研究

　　（一）刑事诉讼法原则宪法化过程

　　刑事诉讼法原则宪法化过程，是指宪法对于一些密切关涉公民基本权利的刑事诉讼法所特有的原则在宪法中予以规定或者确认，使其上升为宪法性规定，从而具有宪法效力的动态过程。其包括规定和确认两种情况：

　　1.所谓“规定”是指在刑事诉讼法对这些原则予以规定之前，由宪法先对刑事诉讼法原则予以规定，然后再由刑事诉讼法对宪法中规定的刑事诉讼法原则加以具体化。如：刑事诉讼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等一些规定等，这样的一些一般性原则都在各国宪法中先予规定，然后再由普通法律（包括刑事诉讼法）根据其特征加以具体化。此外，即使一些刑事诉讼法特有的原则，如沉默权、人身自由权、无罪推定等，在一些国家也不是先有了刑事诉讼法上的规定而后才将其上升为宪法原则的，而是先由宪法予以规定，而后才由有权机关根据宪法的授权按照法定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将这些原则予以具体化。比如日本、新加坡、阿富汗和我国宪法中关于不受非法搜查之规定就是。就其逻辑而言，宪法国家根本大法，是其他法律的效力来源和根据，其他法律的制定是由立法机关根据宪法之授权而制定的，因而当然地，宪法原则先于刑事诉讼法之原则而存在。

　　2.而所谓“确认”是指在现存刑事诉讼法已经对其原则予以相应规定的情况下，出于尊重和保障人权之需要，将这些刑事诉讼法原则由宪法予以确认，将其上升为宪法性原则，使之具有宪法效力。我们知道，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宪法制订者无法也不可能对所有可能被列入宪法规定的内容予以考虑并予以前瞻性的规定，只能就制定宪法时的和较近的一段时间内的需要在立法时予以考量并予以反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实践的发展，许多问题会逐渐暴露出来，立法上的一些需求也会被提出来。而由于宪法本身所具有的刚性，使得先通过修宪而后在普通法中予以具体化的做法的社会成本提高，因而只要不是关涉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重大变化，一般先由立法机关根据相应之授权，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一些刑事诉讼法原则，渠后，由修宪机关通过修订宪法，将其中一些原则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加以规定，从而使这些原则具有宪法效力，进而又反过来制约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实践。这一点以美国制宪之初和我国最为突出。我们知道美国在制宪之初，对于公民基本权利并未作具体之规定，而是秉持“法不禁止即为自由”和“国家权力之行使如无法律之规定即为禁止”这样一种信念。渠后权利法案之制定，一是履行为通过宪法所做之承诺，另一方面也是根据法律实践之发展而被提出来的。作为一个判例法国家，美国的行事诉讼的原则乃是根据诸多判例形成的规则。有些规则虽然在习惯中得到遵循，但是由于缺乏法律之根据，因而权利受侵害者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济，因而随着法治的发展，一般在司法中先予应用，而后再由宪法予以规定。在我国，由于宪法中缺乏这方面的规定，而其中一些规定已经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规定，并在刑事诉讼法的实践中逐步得到健全完善，这几年随着对宪法的重视程度的提高和人权保护意识的加强，故而将部分刑事诉讼法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的呼声也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