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让司法判决随意地以最小侵害为由撤销行政决定，德国宪法法院十分强调“相同有效性”的功能性控制：“并非其他方案胜过立法措施的任何一项个别优点都必然导致措施违宪，作为其他选项之较温和的措施，必须在‘每一方面'都’明白地'确定，其对目的之达成与立法措施在事理上具有相同价值，才能被认为是具有‘相同有效性'.”[37]从限制司法权的角度，这一阐述可以细分为以下三个层面：（1）如果原行政措施包含多重行政目的，那么作为更为温和的可替代措施也必须同时具备多重目的，这是“量”的要求；（2）其中任何一重行政目的，都要被“明确地”认可与原有措施具有相同的适合程度，此为“质”的要求；（3）具体来看，法技术上的困难（例如标准设置中的法解释问题）、法律执行上的困难（一项措施在实际中是否可行、行政技术上有无困难）、经济上的可行性考虑（行政成本是否昂贵、是否增加不合理的行政负担）等方面也可以作为行政措施是否具备“相同有效性”的附加评价因素。[38] 以此增加司法过度干涉行政决定的瓶颈阻力，对随意撤销原行政措施给予限制。

　　（二）必要性原则司法适用的例外

　　1. 定量性（quantitative）与纯技术性（pure technical）的判断

　　诚如上文所言，必要性原则适用的结果往往使裁量收缩至零，例如在罚款的裁量幅度范围内，除非罚至最低额，不然很容易被必要性原则的排他性要求所诟病。解决这一困境及其由此诱发的难题，美国的有关判例或许可以给我们某些启示。在Sproles v. Binford[39]一案中，首席法官Hughes对司法审查适用最小限制手段原则曾提出过明确的限制：有关尺寸、重量等定量性或者纯技术性的规定来源于立法裁量的广泛权限，要求对标准的科学性、精确性作出解释，会增加立法与行政无可容忍的额外义务，尤其是法院并不擅长判断这些技术性与定量性的问题。因此，对定量性与纯技术性判断的判断，需要被排除在必要性原则的适用之外。

　　然而，这并不表明，所有与数字与技术有关的行政决定，必要性原则就没有司法适用的空间。同样在Sproles v. Binford案件中，Huges法官认为，如果被主张的有关尺寸、重量等定量性标准超出一定范围，那么，就具备司法干涉的正当性。[40]这一规则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可以判决变更的规定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它通过立法技术，排除对那些尚未构成“显失公正”的量罚的审查，从而节约司法成本、保证司法自制和行政弹性；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对那些达到“显失公正”程度的量罚措施的司法审查权，从而有选择地对定量性和纯技术性的行政判断给予审查。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判断提供理论自恰，也可以视为必要性原则对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解释体系的可能贡献之一。

　　2. 异常复杂的行政规制领域

　　如前所述，必要性原则对于手段的选择，可能产生“负担转嫁”的结果，换言之，它使司法承担了复杂的利益分配的角色。为了使司法从这种尴尬的情景中适度地摆脱出来，美国的行政法学界提出，限制必要性原则在异常复杂的行政管制予以司法适用，可能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抽象地说，异常复杂的管制领域是那些行政目标和影响极其复杂，致使法院难以胜任对最佳管制措施是否存在作出最终判断的领域。因为即使让法院勉强作出决定，结论本身也很难有说服力。因此，学理界和法院较为一致地认为，面对这些异常复杂的经济管制纷争（例如明显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管制手段的领域或者根本不可能获得明确措施的管制领域）以及围绕其中微妙的利益取舍，还是由立法进行衡量的为好。[41]

　　对异常复杂的管制领域，保持必要性原则司法适用的避让，也是为了缓解必要性原则 “过度简单化”的困扰。目的与手段、收益与成本的比对，越是在复杂的管制领域，就越体现出“同向”比较的难度，这正是必要性原则力所不及的。当然，必要性原则在这些领域的保留适用，并不表明这些领域自身不需要司法审查。从相关国家的司法实践看，它们的判断或者在必要性原则缺席的情形下进行，或者是和必要性原则配套进行。例如，美国此时就会非常强调利益衡量标准（a balancing test）；[42]而德国则可能更倾向于结合比例原则自身对必要性原则与狭义比例原则的多重位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