㈡旧行政法学产生的特点

　　旧行政法学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里产生的，具有与该社会环境相应的特点。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时代。行政法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变法图强而产生的，是作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法律救国”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时的行政法学者首先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翻译和出版了许多外国行政法学著作。译作的内容几乎覆盖了行政法学的各个领域，既有行政法总论（如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著、杨邻芳和陈思廉译、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的《行政法摄要》），又有行政法分论（如日本学者清水澄著、商务印书馆于1919年出版的《行政法各论》），既有系统介绍各部门行政法的译作，也有专门介绍特定领域的部门行政法译作（如日本学者武都领一的《教育行政法》）；既有中央行政法译作，又有地方行政法译作（如马克思威尔著、杨林青译、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的《德国现代市政法》）；既有普通行政法的译作，又有特别行政法的译作（如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著、内务部编译处翻译出版的《日本公有征收法释义》）；既有行政实体法的译作，又有行政诉讼法的译作（如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著、民智书局于1933年出版的《行政裁判法》）；既有国别行政法译作（如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著、杨开甲译、民智书局于1933年出版的《日本行政法摄要》），又有比较行政法的译作（如美国学者左德诺即古德诺著、民友社于1933年翻译出版的《比较行政法》，葛德罗即古德诺著、谢晓石译、普益书局于1931年出版的《美法英德比较行政法》；既有行政法原理的译作，又有行政法专题的译作（如日本学者铃木义男著、陈汝德译、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于1937年出版的《行政法学方法论之变迁》）。除了译作外，还创作出版了专门介绍外国行政法的著作，如唐肯编著、天津阳湖汪公馆于1904年出版的《日本地方行政法精义》，陈体强著、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出版的《英国行政法》等。因此，当时对国外行政法学的介绍达到了相当充分的程度。

　　旧行政法学的产生，主要借鉴了日本行政法学的理论。由于戊戌变法是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榜样的，后来的民国政府在宪政上也接近于日本，当时的行政法学也基本上借鉴了大陆法系行政法学的理论、尤其是日本的行政法学理论。首先，当时所引进的国外行政法学理论主要是日本学者的行政法学理论。在我们现在所能查阅到的26部译作中，有18部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其中，美浓部达吉的著作最多，共有6部（译本）。在其他8部译作中，又有4部（美国学者古德诺的《比较行政法》和《美法英德比较行政法》，法国学者裴特埒尔著、项方译的《法国行政法》和裴德将尔著、张其木或译的《法国行政法》）是根据日译版而翻译为中文的，还有3部译作的作者国别不明。其次，从内容上说，所引进的行政法学也主要是日本行政法学理论。在当时的26部译作和2部著作共28部介绍国外行政法学的著作中，直接讨论日本行政法的著作16部，讨论德国行政法的著作4部（译本），讨论法国行政法的著作3部，讨论美国行政法的著作1部，讨论英国行政法的著作1部，讨论印度行政法的著作1部，讨论比较行政法的著作2部。应当指出的是，即使讨论其他国家行政法的著作，也是出自日本学者之手（如织田万著、梁继栋译、广智书局于1904年出版的《德国行政法》，织田万著《法国行政法》），或者经过日本学者的加工。再次，中国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原理和体系是借鉴日本行政法学理论建立起来的。日本行政法学理论的大量引进，白鹏飞等当时的著名行政法学者又多师承于日本行政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等，对中国行政法学的创建发生了重大影响。对此，我们只要比较一下美浓部达吉的《行政法摄要》（程邻芳等译本）与白鹏飞的《行政法总论》（1927年商务版）等著作，就能得出上述结论。到1935年商务版的范扬著《行政法总论》，尽管行政行为和行政救济的内容得到大大扩充，在体系上也有所变化，但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并没有多大变化。因此，白鹏飞在当时就明确指出：中国行政法学取法于日本，而日本行政法学又是以德国行政法学为楷模的，所以中国行政法学也受德国行政法学的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