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股东。被告公司理应将收取原告的10万元资金返还给原告黄某，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黄某10万元的利息，自2004年11月6日起至返还清该款之日止。

　　(二)、二审法院依法采纳了本所律师的代理意见，驳回原告黄某的诉讼请求。

　　为了证明“实际签名人钟某系被上诉人黄某的丈夫，其丈夫是受黄咏群的委托全权处理该投资事宜”，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本所律师以公司的名义向兴国县公安局提出书面的控告，控告黄某的丈夫钟某涉嫌诈骗罪。兴国县公安局依法派出经济侦查大队两名队员对本案进行初查。初查的结果表明，钟某实际上以其妻子黄某的名义在公司进行投资，此案系民事诉讼，公安机关不予立案。

　　在二审审理阶段，作为上诉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本所律师进一步就钟某的行为，向法庭提供了两份证人证言。两份证人证言证明被上诉人黄咏群的出资10万元是入股公司某分支机构，该款是其丈夫钟某交纳的，股东会是钟某参加的，股份分红也是钟寿明来领的。被上诉人黄某的丈夫钟某是以被上诉人黄某的名义进行投资。由于钟某是黄某的丈夫，因此，可以认定钟某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即虽然钟某没有获得其妻子黄某的口头授权或者书面授权，但是公司方基于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完全有理由相信钟某的行为获得了其妻子的授权。黄某作为公司的股东，享受了公司的权利，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

　　同时，本所律师就本案的定性予以充分论证。本案系隐名股东投资纠纷，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的权利义务具有同等性。公司法关于股东资料备案登记的规定，属于倡导性条款。公司没有将黄某的姓名等资料向工商管理机关进行备案登记，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黄某的股东身份依法可以得到认定。股东清算退股问题，应按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第三十条“公司在县境外开办的分支机构按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管理”进行。缺乏法定理由或者章程约定，股东不得要求返还出资。

　　最终二审法院认为，从查证的事实来看，本案的出资行为是被上诉人黄某的丈夫钟某以被上诉人黄某的名义进行的投资行为。因钟某是黄某的丈夫，钟某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故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的黄某享受了上诉人公司本分支机构股东的权利，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虽然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但并不影响对其是上诉人某分支机构的股东身份的认定。享受了股东权利义务，也应当承担股东义务。被上诉人黄某一审时提出返还出资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公司法》有关规定和上诉人的《公司章程》的规定，本院不予以支持。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黄某的诉讼请求。

　　三、隐名投资的法律思考

　　市场经济生活和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公司隐名投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类投资问题予以思考。

　　1、隐名投资的概念。隐名投资一般是指投资人向公司实际出资但由于某些原因未被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材料的情况。隐名投资情况各异，不同情况下的隐名投资的定性及责任承担也是不同的：1、“隐名投资人”与“显名投资人”协议，隐名投资人向公司投资，但不参与任何公司管理。这种情况下，“隐名投资人”与“显名投资人”之间的协议实质上是借贷契约关系。2、“隐名投资人”与“显名投资人”协议，由隐名投资人向公司投资，由“显名投资人”依据“隐名投资人”的指示以自己的名义代行股东权，这种情况下，“隐名投资人”与“显名投资人”之间的协议类式间接代理的法律关系，而“隐名投资人”能否成为隐名股东关键在于公司权力机关——股东会或一定比例的股东们是否明知“隐名投资人”的出资并认可其隐名股东身份。3、“隐名投资人”虽未被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材料，但却以股东的身份直接参加公司的各项管理决策活动，并且其他股东均无异议。隐名投资人实际履行了股东的全部权利并承担相应后果，此时的“隐名投资人”概念与“隐名股东”是一致的。

　　2、隐名股东的法律定性

　　《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我们认为，判断一项合同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进行判断。《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股东备案登记和变更登记，属于对抗性法律行为，也就是说，未经备案登记，股东的股权依然有效存在，未经变更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