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状况的长期存在，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一是职工心态严重失衡。一些职工认为，改革成本过多地由企业职工承担，显现社会不公平。全国总工会对万名职工问卷调查表明，有64.9%的职工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因而不少职工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在蔓延，对改革的认同程度在下降。

　　二是影响了职工队伍内部的团结。许多职工在座谈会申表现出对企业内部分配不公的严重不满。

　　三是因劳动报酬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不断上升。 2005年全国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31万件，其中劳动报酬争议案件10.3万件，占立案总数的33%，是各类案件中比例最高的。

　　四是因分配不公心理失衡而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2004年因工资低和企业改制利益受损等原因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占当年全国整个群体性事件总数的20.92%。

　　至此，“强资弱劳”多侧面负面影响的严重性已经跃然纸上，触目惊心。所以，在这个自由放任成份非常大的劳动力市场模式的支撑下，GDP的规模是高速扩大了，企业的利润和经营者收入也高速增长了，但中国一路摸黑走下去，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发展，在涉及数亿体力和脑力雇员的劳资关系上，以及在收入分配和社会稳定方面是要出大问题，并给各种内、外颠覆势力以可乘之机的。

　　五、劳资关系协调机制“欠账”多：时不我待

　　纠正“强资弱劳”格局，形成比较完善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不容易。那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当下，这些国家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又在与全球化较劲中挣扎。

　　目前，中国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建设面临“欠账”多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雇佣劳动关系，从头就是在没有《劳动法》的“初始条件”下高歌猛进，与地方政府的“单纯GDP观点”相得益彰，使1995年1月才实行的《劳动法》与血汗工厂层出不穷的现象多年来并行不悖，并形成了至今仍然顽固不化的“路径依赖”。有的官员和学人或者缺乏人文精神和公共政策意识，或者照搬新古典经济学，刻意回避和淡化劳资矛盾问题，鹦鹉学舌，在主流媒体上公开反对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反对工会作用，反对最低工资制度，维护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更是加重了新时期建设社会和谐的担子。

　　当前，我们要正视的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劳资关系的协调机制祇是“初步形成”，现存问题不容忽视。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表的一份全国性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现行法律不健全，法制不完善，执法监查力量严重不足，造成在一些方面无法可依，另外在实际上还形成了“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比比皆是”。 2、政府管理和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地方“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屁股往往坐到了投资者和企业主一边”。另外，这里做出补充的问题是，3、三方协调机制不健全。首先，是已说过的一些地方政府的立场和行为出现了偏差，其中不乏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如典型的“黑官红煤”现象。其二，是许多企业工会缺乏维权传统，缺乏独立性和工作经验，组织和培训制度也不健全。在非国有企业的工会建设中，这些问题更为突出。其三，是雇主组织大面积缺位，组织网络不健全，人力、财力、信息网络薄弱，缺乏参与协调劳资关系的传统、专业人才和知识，工作方法简单。 4、特别要提到的是，在以中小企业为就业主渠道的大背景中，区域性/行业性集体谈判制度的发育严重滞后，并缺乏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而国际经验和国内的已有经验表明，这种集体谈判恰恰是协调中小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维护流动性较强的雇员的合法权益的最有利的低成本方式。

　　在劳资关系协调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中，近年来兴起的提倡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吁在应对“贸易制裁”上有直接的实际意义。但是，正如近期的“富士康事件”所显示的，在政府和工会的作为有缺失、力量不足的条件下，商业性媒体的作用有限并十分软弱。跨国公司作为不力也为人所诟病，而国内其它非政府组织在哪里作用，难得为人所见。倒是国外一些组织在及时发挥“说话”的作用。进一步看，促进媒体和广大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又在哪里?”“富士康事件”的拷问是，在调整劳资关系的机制不健全和执法不严的环境中，软性实施机制的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在中国走多远?这个问题的政策性含义是：建立比较完善、有效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是全面倡导和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提条件之一。

　　另外，“富士康事件”和中国血汗工厂著名的“加班”制度还表明，普遍而长期的“加班”具有明显减少企业吸纳工人的作用。在美国，长期以来企业的“加班”冲动是受到法律严格规定的高额加班费限制的，所以，为了节约费用，每年的企业总工时中“加班”时间非常少，“这促进了就业。换句话说，就是政府放任市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