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分析，造成部分项目建设效果较差的原因包括，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尚不健全，项目管理比较薄弱。其中，90 个项目执行招投标制度不严格。

　　谁来为这些失败的项目负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人为这些政府投资项目的损失负责？这些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的答案。

　　而随后出台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似乎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方案提出，在政府投资的监管上，在要求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进一步完善和坚持科学的决策规则和程序，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同时，还明确提出：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工程咨询、投资项目决策、设计、施工、监理等部门和单位，都应有相应的责任约束，对不遵守法律法规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政府投资问责”的说法，温家宝总理今年3月在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明确的表述。他在报告中提出 :“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加强政府投资管理，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投资体制改革方案最早本来在“两会”之前就可能出台。

　　不过，细究起来，从有关文献记录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轮投资体制改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更多地专注于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的问题。对于政府投资的问责，在当时有关主管部门官员提出的改革思路中，并没有清晰的表述 —虽然他们多次强调建立政府的投资决策和约束机制。真正明确要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是在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新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起草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决策不合程序，要追究渎职

　　但是在一些专家看来，尽管此次改革提出了问责的问题，然而对于政府投资项目如何问责，一直没有解决。

　　发改委的一位专家说，在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方面，有两个问题比较关键。一个是决策，一个是约束。决策应该走什么样的程序？根据方案的精神，要解决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问题，同时，在监督和约束方面，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提出，立法部门要对预算审查和监督，这个概念如何落实？

　　从这两个方面看，决策过程不单是行政部门的决策，不单是行政领导人的决策，而且立法部门要介入，就是人大介入决策过程。但是从目前来看，这方面的实践还很少。

　　这位专家说，三峡模式无疑指出了一个方向。当年三峡工程上马时，即是由全国人大投票通过的。如果一个地方项目对地方意义重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采取三峡模式。但是他说，采取这种模式条件是否成熟，又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运行制度等密切相关，无法期望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