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的法治进程，一项重要的基础不容忽视，即公民和法人的财产权在《宪法》及一系列重大法律中的确认和不断完善。正是有了财产权的确立，才有了当今越来越丰富的民商事法律活动，从财产权的内涵上不断汲取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几大法律节点不容忽视：《宪法》对财产权的确认和深化，《通则》奠定财产权制度基础，《物权法》对私产更为务实的进一步保护。

　　与此相呼应，一系列行政法律法规的出台，《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政府采购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在一步步给政府行为加上“笼头”的时候，也赋予了对公民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内涵。

　　确立大规则后的小“缺口”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共诞生过四部《宪法》，并对最后一部《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改。

　　“这个历史过程提供了一条社会主义宪法保障财产权的脉络：《宪法》中财产权的保障正在走向一条符合实际的、日益丰富的、规范化的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者王锴告诉记者。

　　中国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宪法》，该部《宪法》在保护财产权方面有了提及，如在“生活资料”一项包括进了合法收入、储蓄、房屋，一些条款某种程度上已经带有现代《宪法》上财产权不可侵犯、征用、制约条款的痕迹，并且直接影响了后来历部《宪法》财产权规范的格局。

　　不过，在政策代行法律的时代，1954年《宪法》在之后并未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随后的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在保护财产权方面仍存许多问题，如1954年《宪法》中规定“可以征用生产资料，不能征用生活资料”，但在1975年《宪法》中，将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并列，似乎劳动收入、储蓄、房屋不属于生活资料，给征用留下了缺口，而当时《宪法》没有对“征用”规定补偿的。

　　1978年改革开放国策开始推进，中国也随之迎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1982年《宪法》，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宪法》保护财产权的新局面。

　　“1982年《宪法》肯定了财产权的中立性，大胆承认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并承诺保护个体经济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表现了对待财产权的态度转化。”王锴分析说。与此同时，这部《宪法》也开始强调权利属性，这就在承认个人权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分化的背后，为自由权性质的财产权在《宪法》中的实质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