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宪法》颁布以后，在20多年间，历经了三次修改。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并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由于公民可以从该转让中获得经济利益，因而修正案实质意义上是扩大了公民财产权的范围。1993年《宪法》修正案的背景是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而在该修正案中，“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它表明“公共财产权的内容绝不限于所有权，公共财产还要利用、增值，某种程度上是实质保障公共财产的开始”。

　　1999年，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反映到财产权的消长上面，公民享有的财产权越来越多，享有财产权的人群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将非公经济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提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修改单一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由此，非公经济的地位得以稳固，公民对生产资料享有的财产权也更有保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历经上述三次修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地位问题虽得以解决，但对于财产权最严厉的限制——“征用”问题一直没有在《宪法》中加入补偿条款。而这是在国家保持《宪法》的适度稳定及谨慎的修宪方针背景下，2004年《宪法》修正案给予解决的问题，在这部目前为止最后一个《宪法》修正案中，同时还加入了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保护。

　　从上述历程可以看出，《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经历了认可、取消、再认可的阶段，“《宪法》是根本大法，一项权利只有在《宪法》中得到了确认，它的保护力度才是最大，也才是最稳定的。”活跃于法律一线20余年的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张远忠评价说。

　　“中国特色”的财产权制度

　　财产权在民法中的制度确立则更为复杂。

　　相较于现在多数法律是由国务院主管部门起草，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提交人大审议不同的是，《民法通则》当时是由人大直接组织起草的。据当年《民法通则》制定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彭真同志的儿子傅洋律师介绍，“在我的印象中，至少当时除了《宪法》之外没有其他法律是由人大起草的。”足见民事立法在当时的重要性。

　　事实上，民法早在“文革”前就已开始制订，1982年《宪法》颁布后也曾尝试制订民法典，但实际情况是当时中国的改革进展是“摸石头过河”的过程,但是法律是不能“摸石头”，为保持稳定性，立法者采取了变通的做法，改制订民法典为颁布单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