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中央与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对农民工应当予以社会关怀、权利保障的话题越来越多。笔者认为，对于农民工这样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社会群体多一些人文关怀，无疑对于几乎处于困境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会起到雪中送碳的效果；但是，如果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法律上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困境却无疑于杯水车薪。从我国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关键是：为什么农民工会成为一个需要社会予以特殊人文关怀的群体？农民工的权利得到保障，是一种应然的权利，还是城市对其赐予的恩惠？

    形成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尽快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实行了压低农副产品的价格以实现国家的资金积累的政策；同时，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就业方面保证计划经济的实现，限制人员的流动与迁徒。在这种制度之下，农民除了考学、参军提干等一些为数不多的机会之外，不允许在城市居住、务工，只能在农村务农；因此，不会出现大范围的农民工，农民工也不会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且，随着这种制度的实施，人们逐步地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有某个城市户口的人即市民当然地就成为了该城市的主人。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城市自身的人口已经不能满足于城市人生活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才逐渐地允许农民进城务工。正是在计划经济时户籍管理制度所形成的观念，使得城市管理者与城市人员都城市当作的城市人的城市——即具有该城市户口人的城市；允许外地人进入本城市就成了一种恩惠，尤其是对于具有农民户口的人，在城市人看来，他们本来只能在农村种地，允许他们进城居住、务工就是天大的恩惠了。

    户籍管理制度能够实现社会的最大程度的稳定，但其却造成了城乡之间人们物质文化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它是以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与公民的自由迁徒的权利为代价的。并且，以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员的流动，所产生的另一社会效果是农民的子女长大之后仍然只能当农民；工人（城市人）的子女长大之后却可以进工厂、当工人；并且，当时国家招收公务人员也将城镇户口作为一个必要的条件。比如，受这种思维惯性的影响，前一段时间某些中央国家机关招收公务员，就将具有北京市的户口作为报名的必要条件，显然，实际上是将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作为北京人专利了，对于其他地区的公民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样，一个人出生在农村还是城市对于一个人的命运在事实上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影响，将城乡之间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延续到了下一代人身上，即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对于一个人的的命运具有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影响。社会的发展与相对稳定应当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显然，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与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期间所形成的、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人是生而平等的的人文精神相悖的，因为，无论一个人出身如何，其在社会之中的地位与机会都应当是平等的。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平均富裕虽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却不是现实的、理性的经济制度。一种现实的、理性的制度是共同富裕；因为，富裕既是一个可以用收入、支出等数字衡量的绝对概念，同时又是一种相对的标准。富裕的相对性即表现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对财产所有的不同，横向比较因不同的阶层而富裕程度不同；同时还表现为同一个社会主体随着财产的增加比过去富裕了，同一个人比过去富裕了即纵向的富裕。对于缺少资金、技术的绝大多数农民而言，通过雇佣关系即依靠自身的劳动为雇主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自身劳动所获得的报酬同样地使得自己的财富有所增加；因此，在雇佣劳动关系之中，虽然雇主与劳动者之间在财富增长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即不能完全解决横向的平均富裕，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之中为社会总财富的财加、为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发挥巨大的贡献。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国的人多地少，土地仅仅能够满足人们解决温饱或者勉强达到小康的水平；并且，由于农村中因人多地少形成了剩余劳动力，因此，只有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农民从事其他工作之后才能够增加收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笔者认为，在土地无法实现农民的根本富裕、农民需要务工才能够实现自身的小康与富裕的情况之下，如何保证农民通过打工实现自身的利益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