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责任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涉及到诉讼的基本模式、辩证主义、自由心证原则、诉讼基本价值范畴等等周边问题。如果割裂开来看待证明责任，便不可能全方位地考察证明责任，导致“斜视”的后果，因此笔者将不仅涉及到证明责任，也将涉及与之联系的周边问题。证明责任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其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证明责任的分配，但如果不清楚证明责任概念及相关的问题，就难以正确实现合理的分配。

　　二、外国法语境中的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过去多称为“立证责任”、“举证责任”，国外主要是日本，近年来一般使用“证明责任”的说法。通常认为，证明责任一词一直有两种含义，[4]一种是指客观上的举证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证明责任（Beweislast（德语）， objektive Beweislast， mateielle Beweislast， Festellunglast， burden of proof ，risk of non persuasiou of jury ，burden of persuasion）即当某种事实的存在与否不能确实时（真伪不明的状态），规定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其不利法律判断后果的一种负担。第二种指主观上的举证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subjektive od ，formelle Beweislast， 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 burden of going forward with evidence ），即指当事人在具体的诉讼中，为了避免败诉的危险，而向法院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一种行为责任。在日本，最初，举证责任、证明责任和立证责任三个用语是可以互换的，以后为了防止使用中产生混乱，似乎有些约定俗成地将实质上的举证责任，称为证明责任，也就是说举证责任或立证责任有实质和形式之分，而证明责任只能等于实质上的举证责任，而没有实质上和形式上之分，只要一提证明责任必是指实质上的举证责任。

　　在诉讼理论中，举证责任概念诞生之初，并没有上述二种含义，只有一种含义，即所谓应向法院提出证据的行为责任。到了1883年，德国诉讼法学家尤利乌斯。格尔查在他的著作《刑事诉讼导论》（Handbuch des Strafprozesses）中首次将举证责任区别为客观的举证责任和主观的举证责任。

　　英美法系也是如此，一开始并未将举证责任作实质上的和形式上的划分。直到1890年，美国学者塞耶才在其论文《证明责任论》中指出burden of proof 实际上具有两重涵义。并在8年以后出版了近十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证据理论研究》，在该书中，赛耶对burden of proof 的两种涵义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他认为burden of proof的第一种含义是指：“提出任何事实的人，如果该事实为对方所争执，他就有承担特殊责任的危险-如果在所有的证据都提出后，其主张仍不能得到证明，他就会败诉。”第二种含义是指：“在诉讼开始时，或是在审判或辩论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首先对争议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5]现在，在英美仍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Burden of proof这一词的，尽管在使用在往往是混乱的，但都承认有两种含义存在。美国法学家摩根（Edmund Morgan）教授指出，任何一个法官都必须面对每一系列的命题时，必须决定：（1）在证据的质与量方面，如未充分提供便足以发现该命题为真实时，哪一方当事人将告败诉。（2）若在举证程序终结时，陪审团仍无法决定该命题是否真实时，则哪一方当事人将告败诉。简而言之法官必须决定哪一方当事人应负担未提供充分证据，足使陪审团为特定发现的危险，以及哪一方当事人应负担未说服陪审团作出认定的危险。前者通称为举证的负担（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 ），后者通称为说服的负担（Burden of Persuation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