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知单凭“意思共同说”或“行为共同说”都无法正确解释共同侵权行为的归责基础。

　　三、对共同侵权行为之归责基础的两种情况的分疏

　　笔者认为，对共同侵权行为的归责基础可分为两种情况考虑。一方面，在主观有共同故意的情况下，依主观归责来确定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连带责任；另一方面，在行为人“共同”过失的情况下，依据客观行为来确定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连带责任。

　　（一） 在主观具有共同故意、共同认识的情况下，依共同过错来确定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共同故意和共同认识，笔者以为以“与人之共同意思”一语足以概括，即“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必须有主观的共同，但毋庸共同侵权行为人之间有通谋，仅各行为人有‘与人共同意思’即为已足矣。”「9」基于共同意思或共同认识，各行为人的意志构成了一个意志的综合体，各行为人的行为形成了一个集体行为，正是由于其意志的综合，而侵权行为系由此派生，因此，法律才规定加害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首先，只要有与他人行为共同之意思，纵未直接参加加害人之一部分，仍应认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日本有一判例，“昭和九年10月15日（民集13卷184页）大审院判示，骚扰行为时，参加凭斗争手段亦要达到之决议者，与基于决议而在现场杀伤之人为共同侵权行为人。决议至现场的杀伤之间，只要有因果关系，可视为一体的共同行为……”「10」尽管在同一个案件中，各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但只要主体间有“与人之共同意思”，就使其行为构成一个整体，各行为人就应共同地对受害人负连带责任。之所以造成如此规定，应探究法律之本意，即对主体间意思的可归责性的肯定。其次，由于共同加害人在“与人之共同意思”场合，行为人主观上的可归责性，是判断共同加害行为的要件。因此，不必要求损害结果具有单一性、不可分割性。申言之，不管“与人共同之意思”的行为人实际参加与否，都应与其他加害人一起承担对受害人补偿的连带责任。正是由于加害人主观上共同之意思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才使共同之意思与损害之结果有了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故而决定了每一个人对其全部损害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主观意思的价值性否定和对无过错受害人的充分保护。这无疑会起到警戒和教育、预防不法侵害甚至是犯罪的作用。

　　（二） 在加害人过失场合，依据客观损害行为的关联性来确定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责任。共同过失是指“各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共同损害后果应当预见或者认识而因为疏忽大意和不注意致使损害结果发生。”「11」有学者认为共同过错包括共同故意和共同过失，共同过错的本质在于各行为人具有共同故意和过失，并且认为“共同侵权行为责任应彻底贯彻过错责任原则的内容。即不仅以过错作为判定共同侵权行为成立的要件，而且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12」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共同过失可以作为判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要件，但归责的基础应在于损害行为的关联性，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共同过失的内容具有极强的不统一性和法律推定的任意性。如果某个行为人因其自身的智力、能力、反应力、与经验因素的障碍，使其难以预见损害结果，而法律仅因推定而将共同过失归责为共同侵权行为，显然对此加害人有所不公。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各加害人对于损害结果发生的预见内容常常是不同的，某行为人预见或应当预见的损害结果往往非实际的损害情况，如果仅依共同过失作为归责理论，则无法解释过失的“共同”为何？这显然会使共同侵权行为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丧失根据。笔者认为，过失的“共同”仅指过失的复数性，而非过失的同质性。在共同过失的情况下，虽然各过失加害人对于同一事实具有共同认识。例如，甲乙二人在屋顶上共同把一块石头推下去，因疏忽大意的过失而将丙砸伤。在这种情况下，甲乙对于共同推石头这一事实，具有共同认识或曰预知，但对于损害结果既然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当然，也谈不上对共同损害的共同认识。另外，由于共同过失加害人之间无相对于损害结果的意思联系。其意志为各行为人之分别意志，而非意志的综合体。在这种推论下，依此归责，显然欠缺令人信服的根据。因此，不能用单独的主观过失来确定共同侵权责任。其次，在排除共同侵权加害人“与人之共同意思”的情况下，加害人之共同过失的认定仅能依据法律的推定，法律须依善良管理人、合理谨慎的人等标准确定过失的程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无损害事实就无所谓任何过失可言，共同过失亦应如此。事实上的损害结果在加害人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同时也产生了法律规定的连带赔偿责任，在这一点上，与基于共同故意和共同认识而为的加害行为及由此而承担连带责任是明显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