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去年中国经济遭遇了金融危机的考验，但对于社保投入却达到了历史高点。并且在制度建设上也取得了重要突破。那么，在接下来的2010年，中国在社保改革领域又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

　　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

　　第一财经日报：在我国社保制度建设的过程当中，部分专家认为政府目前也就仅仅满足于建设一种制度，而并没有真正赋予这个制度更多实质性的惠民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在社会保障内容的建设上着力点仍然不足，依然有所欠缺。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郑功成：这是一个现实。毕竟所有的政策制定都是先有制度后有内容的。更何况我们国家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

　　在这方面我们无法和国际上相比。绝大多数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都是立法先行，先把法律制定好，然后制定制度，有了制度才能实施。所以任何问题都是要在立法的过程中解决。但中国走的是渐进改革道路。

　　这个大的背景决定我们的社会保障首先要解决的是制度覆盖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其次，才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的内容。再次，才是我们将如何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制度之间缩小差距的问题。

　　但我希望这个渐进的过程越短越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医疗保险从1994年试点到现在15年了还没有搞好，试点的时间不要太长。所以，我最近向政府提出建议，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用5年的时间试点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等到2020年。

　　时间过长的试点政策会加大政府财政的压力，使得政府财政预算、管制能力以及基金管理的能力都跟不上，而且会人为地造成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之间不平等，这是没有必要的。

　　日报：社会保障的全面铺开，会不会给政府财力造成压力?

　　郑功成：从我国的财力来讲，我感觉建一个基本的社保制度是完全没问题。在我国现在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用到社会保障的部分占财政总支出的12%左右，而在发达国家或新型工业化国家，其社保支出已经占到财政总应用比例的30%~40%。这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应用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国其实早已具备了建立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能力。

　　日报：现在有一种说法称，国家不会出台关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郑功成：我一向反对专门为农民工建立保险制度。在中国应该尽快淡化农民工的概念，而是按照职业和就业的身份来划分，依法处理他们的社会保险权益。也就是说，国家应当依法办事，凡是签订劳动合同的，一定要体现出同工同酬，同制度同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