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今后只分为签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和不签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两种，对于签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就按照“同工同酬，同制同权”这个“四同”来解决问题，而对于没有签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我们则按照有先有后，赋予他自主解决的权利，即他可以享受农村保险。

　　日报：最近几年您一直在研究福利社会的问题，也提出中国要在2049年之前建立福利社会，您也指出其实福利社会是一种很具有竞争力的社会，但有人认为，高福利一定是高税收，没有什么竞争力，是一种养懒人的“大锅饭”社会。这之间的关系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

　　郑功成：这种误解基于两点，一点是我们对福利社会确实缺乏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就会觉得福利的制度有问题。其实不然，高福利国家的竞争力很强。

　　另外，中国人对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厌恶影响了我们对福利国家的判断。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在那种平均分、“大锅饭”的时代，我们是个低水平的高福利国家。拿农村来讲，尽管那时农村没有社会保障，但那恐怕是社会保障水平最高的地方。因为，农村所生产出来的粮食一半是按劳分配的，一半则是按人口分配的。相当于GDP50%以上是福利分配的，但那时带来的确实是劳动者的惰性。

　　当前中国朝着福利社会目标努力是很有必要的。过去三十年效率优先的政策培养了一批创造财富的人，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让他们自愿地与人分享财富是有难度的，所以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福利制度，让高收入者多做贡献，而低收入者多享受福利，从而平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