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不采取物权行为理论有着深层原因。在历史上，前苏联民法及其理论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民法学乃至整个法学。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废除伪法统，对旧法学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学习甚至照抄照搬前苏联的民法。〔48〕谁使用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民法和西方资产阶级民法中的概念和理论，就被说成具有旧法思想，要受到批评。“苏联法学理论之所以能根植于中国，实际上是历史的给予和我们的需要。”〔49〕“解放初期开始形成的法学理论模式，从外部条件看来，是因为受制于当时与苏联相同的意识形态倾向，是中国革命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从法学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部条件来看，中国法学之所以能全面接受苏联的理论模式，是因为我们对法律的经验直觉从苏联法学那里找到了现代理论的说明形式，从而使我们一贯对法律的理解与苏联法学理论之间达成了高度的默契。”〔50〕“从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悠久的法律文化传统亦为接受和培植苏联法学理论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心理基础。”〔51〕“几十年来，过于紧迫的政治形势以及不宽松的法学研究环境使得以苏联法学为理论表现形式的中国法学不可能产生真正自觉的反省，从而使苏联法学模式从容地在中国法学界占据统治地位。”〔52〕

　　形式上的接受虽因中苏关系恶化而中断，但在实质上前苏联民法的思想依然烙印在许多法律工作者的脑海里。自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起，在大学法律学系任教的许多教师都是学习前苏联民法的毕业生，他们在课上课下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传播前苏联民法的许多观点。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学著作，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民法学著述，都把登记、批准作为买卖等合同的生效要件甚至成立要件，〔53〕而不是把它们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结果是不可能存在物权行为。在这一阶段，法律专业的学生能够“合法地”阅读到的境外学术著作只有前苏联的法学著述，以及其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中的《拿破仑法典》，连国民党政府时期遗留在大陆的法学著作都在禁止学生阅读之列。这样，承认物权行为的著述阅读不到，没有物权行为概念和理论的前苏联民法、中国民法的著述时时映入眼帘，加上教师不介绍，怎么会有物权行为法学教育及其效果呢？！如果有，要么表明我们中的个人比萨维尼聪明，因为萨维尼创立物权行为理论历时多年，并有他人的完善；要么承认人的思想是天上掉下来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一下子便有了完善的物权行为理论，而非逐渐形成的。《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和《合同法》第133条关于所有权移转要件及时间的规定；登记为买卖等合同的生效要件，〔54〕而不是后移至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法律行为理论中不提物权行为问题等，均为其表现。

　　前苏联民法及其理论的影响已经反映到了我国的法律文件和司法解释当中。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1982年8月19日作出的《关于华侨买卖国内房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华侨买卖国内房屋，必须向国内当地房管部门申请登记，经审查批准后，方可成交。并按规定在国内支付款项交纳税金。否则不予承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1985年8月10日作出的《关于国营企业购买私房已成使用多年经补办批准手续后可承认买卖关系有效的批复》，认定私房买卖合同关系经补办县人民政府的批准手续后有效。最高人民法院于1982年12月18日发出的《关于王正贵与林作信、江妙法房屋买卖关系如何确认的批复》指出，房屋买卖关系，既未经过国家的契税手续，也没有取得房管部门的认可，该买卖合同无效。〔55〕

　　中国民法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还有另外的深层原因，即在1986年以前，人们的思想远没有今天解放，至少相当一些法律工作者存在着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法学概念和理论的担忧。当时的中国民法，一说到所有权，基本上是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个人所有权的客体限于生活资料，竟出现了为缝纫机是属于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而争论不休的现象，《民法通则》不敢采用物权的概念。〔56〕再说，当时的民法学处于困难时期，有被取消的危险，是“民法求生存”的阶段。连生存都成问题，连物权的概念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何况资产阶级民法上的物权行为！还有，当时的民法学者为弄清民法的调整对象和建构民法的体系，进而证明民法不可或缺的“合法”地位，划清民法与经济法的界限，而全力以赴，无暇顾及具体的民法制度。〔57〕连民法要不要法律行为制度尚且都在争论之中，更不要说极为抽象且适用区域狭小的物权行为制度了。总之，在为生存而斗争、为国家所有权等重大问题而绞尽脑汁的背景下，是难有精力注意物权行为这么高深的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