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胁迫的对象  胁迫必须针对人身。美国大多数州规定受胁迫的对象只能是被告人本人，少数州（如堪萨斯州）也允许这种死伤胁迫针对一定范围内的第三人，如被迫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或者姊妹。加拿大刑法典理论认为受胁迫的对象包括被迫者，也包括其家人。在香港，对陌生人的威胁或者危险应否属于被迫行为的辩护理由尚有争议，倾向性的观点认为亦可作为辩护理由。（注：（英）罗德立主编：《香港刑法》（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五）胁迫的效果  并非任何死伤胁迫都能构成被迫行为。只有当这种死伤胁迫使得被迫者只能听命于胁迫者外，别无他法，被迫者不得不实施某种客观上为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在一艘轮船上，一个十多岁的小孩拿一根铁棒威胁一个体格健壮的船员说：“如果你不把船上的货物扔到海里，马上打死你。”显然，船员有能力抵抗这一喜欢搞恶作剧的小孩。因此，若是船员把船上的货物扔进了海里，船员不能以被迫行为为由进行辩护，因为船员能够抗拒这种威胁，并非迫不得已实施这种行为。香港刑法要求，受胁迫的人，应有合理程度的坚忍行为。关于检验胁迫效果的标准，美国《模范刑法典》采用客观说，认为具有通常抵抗能力的人在同一状况下，也不能抗拒这种威胁时，即可作积极抗辩。香港刑法亦是如此。但这一标准忽视了被迫者自身的特殊因素，因而这种标准是否科学还值得研究。美国大多数州没有采取这种标准。

　　二

　　对于被迫行为的法律后果，存在两种立法例：1.宣布为犯罪，但不负刑事责任。如《加拿大刑事法典》第17条规定：“当场受他人以即刻处死或人身伤害相威胁而强迫犯罪之人，如其系相信威胁即将实施而犯罪，并且也未参与预谋或结伙，应免予刑事责任……”（注：卞建林等译：《加拿大刑事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香港刑法认为，“任何人在本人或他人受到暴力威胁的危急情况下犯罪，不须负刑事责任”。（注：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2.宣布无罪。《英国刑法汇编》第42条规定：“若犯罪者为多人，或因受其他犯罪者之威胁立时有生命危险者，其行为亦得为无罪……”（注：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印度刑法典》第94条规定：“除谋杀罪和应处以死刑的国事罪外，在确有死亡危险的威胁下而实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注：赵炳寿等译：《印度刑法典》，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被迫行为客观上侵害了第三者的合法权益，从这一点上看，被迫行为也是有一定危害性的。如行为人在死伤胁迫下盗窃了第三者的财物，这种盗窃行为显然不是一种正当合法行为，是有社会责任性的。那么，这种被迫行为为什么可以被免除罪责呢？

　　首先，英美刑法认为被迫行为之所以能够免责，是因为死伤胁迫使被迫者当时的意志失去控制，被迫者没有时间和机会去维护其意志。“如果威胁发生后被胁迫者有时间和机会维护其意志，那么就不能有任何免责理由，这是显而易见的”。（注：〔英〕J·W·塞西尔·特纳著：《肯尼刑法原理》，王国庆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从哲学的层面看，刑事责任的哲学依据是行为人具有相对的自由意志，这是当今学界的通说。只有在具有自由意志的前提下，行为人才既可以实施此行为，也可以实施彼行为；既可以这样实施行为，也可以那样实施行为。在能够避免危害行为时，行为人却实施了危害行为，这种主动选择危害行为的态度应当受到谴责，社会就有理由要求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客观上有害于社会的行为不是行为人主观上所能左右得了的，则尽管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也不能要求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因为行为人实施此行为时在主观上是非自愿的，其不具有道义上的可谴责性。既然被迫行为已使被迫者失去了意志自由，被迫者缺乏承担刑事责任的哲学依据，因而不能要求被迫者对其被迫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从法学的层面看，意志自由是产生犯意的前提，没有自由意志，便无法形成犯意。既然在被迫行为中被迫者已失去了相对的自由意志，则被迫者就不具有刑法上的犯意；不具有犯意这一必不可少的犯罪成立要件，则被迫行为就不是犯罪行为（严格责任罪不在本文讨论范围）。由此看来，在上述被迫行为法律后果的两种立法例中，第二种立法例更科学一些。从事实的层面看，行为人丧失意志自由是胁迫者死伤胁迫造成的，行为人不过是胁迫者实施犯罪的工具，故应由胁迫者而非行为人对行为人的被迫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样受被迫行为侵害的第三人（或其亲属等）同样可以得到精神慰藉，并不是非要通过处罚行为人才能抚平他们的心灵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