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进一步扩大洗钱罪的适用范围

　　1、调整《刑法》立法体例。对某些犯罪行为，《刑法》已经规定为犯罪 ，不过在立法体例上与《反腐败公约》有所不同。例如《反腐败公约》将我国《刑法》规定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犯罪视为“洗钱行为”。而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行为则不列入洗钱犯罪之列。笔者认为，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均属于涉赃类犯罪，我国《刑法》将其均归类于妨碍司法类罪中，但窝藏、转移和收购、销售这前、后二者之间在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方面略有不同，前者的窝藏、转移行为是为了帮助上游犯罪行为人逃避法律制裁、不让司法机关成功追缴赃物而为，主观上确有妨碍司法的目的，但一般不带有非法占有或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而后者的收购、销售行为人在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妨碍司法，而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虽然收购、销售行为在客观上也增加了司法机关在追缴赃物时的难度，但二者的构成要件毕竟不同，将其一律列入妨碍司法类罪中，不符合逻辑，而将二者均列入洗钱罪之列，是从其客观行为的表现来划分，符合逻辑关系，能够让公众所接受，也能与《反腐败公约》的规定相衔接。

　　2、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我国《刑法》规定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限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这几种，随着新情况的不断产生，肯定会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不能应对自如，明显范围过窄，而且也和《反腐败公约》寻求将洗钱犯罪“适用于最为广泛的上游犯罪”并强制性的要求各缔约国至少应当将《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各类犯罪列为上游犯罪的立法精神远远不符。如果对这一法律规定不进行立法完善，必将影响《刑法》打击和预防并重的效果。

　　（五）引入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我们可以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借鉴《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在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将推定的范围适当扩大，规定就腐败犯罪的相关主观要件的证明可以采取推定的方式，将证明财产的合法性问题交由辩方，以减轻追诉机关的证明负担，这必将有利于控制和打击犯罪，在最大限度内避免国家资产流入境外。

　　推定是根据某一事实的存在而作出与之相关的另一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假定，这种假定可以免除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并把这种不存在推定事实的证明责任转移于对方当事人[7].在刑事诉讼中，以推定的方式进行证明，实际上是免除了控诉方对推定事实的证明责任。由于在刑事诉讼中已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且刑事诉讼程序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自由等重大利益，所以一般情况下推定制度应予以禁止。只有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才能适用推定制度。近年来，腐败犯罪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许多国家为了重点打击此类犯罪而采取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降低证明标准的措施。为了与《反腐败公约》确定的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相衔接，可借鉴《反腐败公约》第二十八条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规定就腐败犯罪的相关主观要件的证明可以采取推定的方式，以减轻追诉机关的证明责任，降低证明标准。例如，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可从两个方面着手明确规定腐败犯罪中推定的适用：1.借鉴《刑法》中已有的比较成熟的规定，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差额部分推定为非法财产；2.适度扩大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以强化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如规定：（1）腐败犯罪中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主观要素，除非本人能证明不存在这些主观过错，推定为具有明知、故意和非法占有、为他人谋利之目的；（2）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朋友（如情人）为前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已查证属实，只要其本人不能证明其不知情，推定为明知。这既是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和追回资产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刑事司法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