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恶意”与“善意”并存。“恶意”与“善意”表明行贿者主观动机的差别。所谓“恶意”行贿，是指行贿者为谋取自身或单位的非法利益而主动奉迎行贿。所谓“善意”行贿，是指行贿者为自身或单位的生存、发展而迫不得已的行贿。行贿犯罪主观动机的不同，导致社会危害性也不同。恶意行贿由于谋取的是非法利益，往往破坏国家的政策，干扰正常的经济管理秩序，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由于这种犯罪可反复贪利，因而惯犯较多。“善意”行贿的社会危害性小，行贿人往往自己也看不惯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但为了求得生存或发展，不得不依靠行贿来打通关节，因而多系偶犯。在惩治行贿犯罪中，应该着重打击的是“恶意”行贿犯罪，唯其如此，才能堵住行贿犯罪的一个重要“源头”。对于一般“善意”行贿，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则不宜作为犯罪处理。

　　4、求“利”与求“神”交织。贿赂犯罪的最大特点是其贪利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是通过各种“关系”得以谋求和保护的。因此，行贿既具有直接谋利的特点，也具有非直接谋利的特点——即靠行贿取得行政、司法权力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种靠贿赂行政、司法人员，罗织保护网，庇护私利的行贿行为，是近年行贿犯罪的一大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初期，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较低，企业也处于起步阶段，这一时期行贿的特点是求利，行政、司法人员受贿只占极少数。只有当市场经济得以较大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行贿犯罪才会呈现出非直接谋利的特点，行政、司法人员的受贿亦相应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

　　5、行贿与受贿兼有。行贿与受贿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是两种不同指向的贿赂犯罪形式，但有时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行贿与受贿可以兼而有之。即行贿者以受贿物用于行贿。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有些拥有权力的受贿者为了继续满足自己的政治贪欲，用所接受的贿赂再去贿送上一级的官员，或者以防自己的受贿行径暴露后求得上司的庇护；二是受贿者案发后再以金钱贿赂司法人员以免受刑事处罚，或争取重罪轻罚；三是有些受贿者还没有足够的权力替行贿者谋利，因此需要进一步贿赂掌握核心权力的人。

　　6、行贿数额由小到大。行贿数额的变化，固然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受行贿者所追求利益大小的制约，同时也反映出行贿者所追求的一种价值取向，只要抛出高额贿赂，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行贿的数额，从过去的“名烟名酒”，发展到高档家用电器、金银首饰和现金存折。个人行贿数万元、数十万元的已司空见惯，近年来行贿数百万元、上千万元的也绝非个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