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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我国辩诉交易的实践(4)
www.110.com 2010-07-22 11:44

  第三,它能够缓解刑讯逼供现象。刑讯逼供现象是长期以来困绕我国刑事司法界的一道难题,但是,没有刑讯逼供的替代方法,就不会杜绝刑讯逼供。这是由于自白在认定事实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和自白对司法人员的巨大诱惑力决定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自白如果真实地获得,将是证明过程最简单、证明费用最经济的直接证据。“自白不仅是最大的被重组的事实碎片(包括被告与犯罪人的同一性、犯罪行为的主观或客观统—),其并且也可替代赋与事实以意义的语境。而就语言分析的观点言之,该语境除了就各碎片赋予意义外,还可进行事实碎片间关系的重组,而得到整体事实的意义”,“就此点而言,执法者得藉自白的存在而省略事实碎片的收集以及重组工作。就案件负担量非常沉重的司法人员而言,这是难以抗拒的诱惑”。[⑦]在现代民主国家,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普遍被法律所禁止。口供(被告人供述)在我国也是证据的一种,现代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但他如果放弃这种权利,则他的证言可以作为法庭认定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被告人有沉默权,合法取得的被告人口供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在使用口供的时候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限制其证明能力,不承认其对案件事实的独立和完全的证明力,禁止以被告人口供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而要求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也作了这样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法律并没有禁止使用被告人口供。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36条第2款规定:“被告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与侦查、审查起诉中的陈述不一致,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可以宣读被告人陈述笔录,并针对笔录中被告人陈述内容对被告人进行询问或者提出其他证据进行证明。”我国司法解释中对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也不允许采纳。如果采用辩诉交易的方法,奖励被告人认罪并且可以依此作为定罪的依据,可以使刑讯逼供的现象有所减轻。

  第四,它能缓角案件的压力。从每年的两院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和检察院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案件的激增时期。以检察机关的统计为例,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41,845人,提起公诉845,306人,比上一年分别上升了17.6%和19.2%。在这种情况下,仅依靠增加司法人员数量,增加司法投入并不具有太多的现实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借助于诉讼程序创新以尽快处理案件、化解矛盾、增进社会成员对司法制度的依赖与信任,无疑是务实的态度。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简易程序,将一些较轻犯罪案件简化诉讼程序。简易程序的适用,虽然减轻了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的压力,对法院而言,审判压力有所缓解,但尚未发挥应有功能。在简易程序之外,还应进行程序设计与创新,以完善速决程序体系。随着诉讼实践的发展,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成为我们法学界以及司法部分共同关注的话题。实践部分也开始探索,去年甚至出现了实际的案例。首例辩诉交易案的诞生,显示了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移植和应用的生命力,也证明了辩诉交易制度经过改造以后,完全可以洋为中用,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笔者认为,辩诉交易所具有的辩诉协商机制值得我们借鉴,将辩诉交易机制引入我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当然,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措施,不可以像在美国那样占据体制中的重要位置,但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对于控辩双方以及法院乃至社会,都将带来诸多好处。

  (三)辩诉交易具有可行性

  首先,它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一种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原本不存在有罪答辩和辩诉交易。因为根据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传统,司法的控制权应该属于国家司法官员,被告人没有任何权利防碍对刑事案件客观真相的寻求。但是近年来,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诉讼改革的过程中不仅引进了英美法系国家的对抗制审判方式,而且也引进了英美国家不经过完全审判而终结案件的机制,作为对抗制审判的有益补充。这一作法来源于被告人程序主体理论,它尊重被告人放弃普通程序而选择更简易的程序的权利,是对抗制的有益补充。“对于社会来说,允许对手分享利益和价值不是更好吗?被告人接受惩罚或将这种接受作为一种好行为欢迎它不是更好吗?”。[⑧]另外,还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其他各项权利。它可以用被告人自己选择的方式使案件尽快结案,使他尽快从案件中解脱出来。在看守所被羁押的人,人身自由被剥夺、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抑;即使是那些没有被拘留、逮捕的人,也由于案件结果的不确定而忧心忡忡。用辩诉交易的方法尽快解决案件也是他们权益能获得保障的一种可行方法。

  其次,辩诉交易的另一个基础是检察官的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和起诉裁量权。交易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交易双方对交易的客体具有处分权。在美国的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司法制度。在美国,没有全国统一、上下隶属的检察系统,联邦和各州的检察机关各自独立,自成体系。检察官是特定的司法管辖区中真正的主要的执法官员,行使一种独特的准司法与行政权力相混合的权力。他可以自由地把法律适用于他的管辖区并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1883年的“人民诉瓦巴什。圣路易和太平洋铁路案,”1930年的“威尔森诉马歇尔邵”案、1965年的“州诉亚当斯”案和1974年的“人民诉伯林”案,几乎一致确认了检察官在刑事追诉方面不可分割、不受监督的权力。可以说,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决定了检察官有权与被告人在定罪量刑上进行交易。在我国,刑诉法也规定了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由此产生了所谓酌定不起诉制度。酌定不起诉,也称相对不起诉。《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现酌定不起诉的条件一是犯罪情节轻微;二是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这两个条件应当同时具备。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以及虽构成犯罪但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都不能依此款规定作不起诉处理。因此,酌定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行使起诉裁量权的表现。针对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和犯罪嫌疑人悔罪表现来确定,或者提起公诉,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或者不提起公诉,终结诉讼。按此款被不起诉的人应视为作无罪处理。而如果通过辩诉交易的形式使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达成一种合意,则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也可以为起诉裁量提供一个可以遵循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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