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引人注目的广州某市民不服交通违章被拍照受罚而状告公安机关一案，经该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终 于尘埃落定。该案原告赖先生于2004年3月5日收到一份交管部门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知因2003年底的一次违章而被罚款100元， 处罚证据乃是另一市民孔某根据该市公安局2003年7月发布的《关于奖励市民拍摄交通违章的通告》所拍到的赖某违章的照片。赖先生认为这等于由市民行使了 公安机关的调查权，交警不得以此为证据进行处罚，遂申请行政复议而后又两上法庭状告公安局。法院终审虽然维持原判而驳回了赖先生的诉讼请求，同时却又以调 查取证是行政处罚权的组成部分而不能委托公民行使为由，认定市民“拍违”的照片不能直接作为处罚证据。[1]

　　我们认为此判决的上述认定值得商榷，因为这既与行政证据制度的原理与规定不合，又违背了现代理和行政改革的方向。

　　一、案件中的取证行为与证据效力

　　我们不妨先围绕此案中的行政处罚证据做一分析。众所周知，证据是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而取证过程要受到法律的诸多约束，证据效力也要经过排除规 则的严格检验，若无瑕疵方能作为行政处罚的根据。本案中公安机关的取证过程及其证据效力到底应做何评价，笔者认为此案判决中的有关结论值得商榷。

　　首先，公安机关的取证行为并非行政权力的委托和让渡。试想果如法院判决所言，市民拍摄的照片具有直接的证据效力，且此时的调查权为市民所掌握， 那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下面结论：首先是公安机关一旦获得这些“证据”，对其效力也就无须甚至不能加以甄别排除；其次是公安机关一旦对此类“证据”不予采纳反 而将因而构成违法。这样的逻辑无疑十分荒谬。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我们仔细辨析这一规定便可发现，调查与检查作为两种不同的取证手段，后者的实施条件比前者严格，非行政机关亲自进行不 可，但也仅在必要时方需如此。而调查收集证据的方式则可以多样化，例如可以通过数码照相机、摄像机、电子眼、录音器等现代技术设备采集，可以是行政机关在 调查过程中直接制作调查笔录等，也可以由行政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广泛收集和公民主动提供。这就意味着，要做到全面、客观、公正，采用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调查方 式方法，也即证据来源多样化，是行政机关很自然的选择，而其直接目的就是高效地收集到行政处罚所需证据，同时降低调查取证的成本。在本案中，公安机关 “调”来市民拍摄的违章照片，“查”实之后择其符合要求者而用之，“调”的主体是公安机关，“查”的主体还是公安机关，又怎么谈得上是将调查权委托、甚至 让渡给市民呢？此时的调查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鼓励市民提供线索恰是其行使调查权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