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的价值取向

　　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是出于一定的理由与目的，为了达到某种社会价值。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能偏离法定的目的与价值，更不可以与法定价值背道而驰。自由裁量背离法定价值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行政主体工作人员出于私人利益或个人偏见而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缺少理性的行政行为，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进行不合理的限制。又如，行政主体工作人员为了规避行政职业风险，对应当主动进行管理的行政事务视而不见，采用或拖延履行法定职权的方式，从而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法的原意是公平合理的，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管理社会事务，而不是根据行政主体工作人员的好恶做出某种行为。虽然，自由裁量权不超出法定职权范围不构成违法，但却有可能违反了法的目的和原意，其实质是更深层次的违法。

　　(二)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应当出于合理的动机

　　行政主体在为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时，应当出于正当合理的动机，不得基于不正当的动机来解释、适用行政法律体系中的模糊概念，从而达到偏袒一方当事人或自己利益的目的。

　　这便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判断、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模式的时候，应当依据一定的客观标准与具体原则，例如，公共利益至上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原则、行政诚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效率原则，等等。

　　(三)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定的行政程序

　　行政程序是由法律规定的、体现国家意志的行政法律行为方式。行政程序的法定性决定了行政主体在为行政行为时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使其行为的步骤与方式符合法律的要求。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做出某种行为时不仅要有实体法上的依据，而且要符合法定程序。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程序规则，实质上是对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在程序上的限制。在我国，应该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设定以下几项程序规则：明确标准规则、指出事实根据规则、说明理由规则、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规则、行政公开规则，等等。

　　三、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与被滥用的可能性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权力中最显著的一部分，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审时度势地处理问题。可见，在现代行政中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必不可少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法治发展与需要的结果

　　行政权是国家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国家进行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这样就必然要求依据一种特定的强制性手段，为有效进行行政管理提供保证，这种保证就是行政权。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从而导致行政主体职能日趋扩大。行政权涉及的范围已经扩展到生产、生活、社会福利、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同时，由于行政管理的专业性、技术性不断增强，使更多的行政事务需要行政主体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判断灵活处理。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建立在这样的行政权基础之上，必然随着行政权的发展而发展，以适应行政管理活动的需要。

　　2、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弥补立法缺陷的必然要求

　　法律虽然具有巨大的功能，但是，法律的局限性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同时，法律规范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可以朝令而夕改。

　　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行政权的不断扩大，相对稳定的立法必然要求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从而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进行有效的管理。而另一方面，由于行政事务的广泛性与复杂性，立法机关不可能制定出完全有效的法律规范来满足行政管理各个方面的需要。另外，在现代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权已经进入了立法领域。例如，我国国务院制定的各种法规、条例、细则，等等;其他行政主体制定的各种规章、办法、准则，等等。由于以上几种原因的存在，必然促使赋予行政主体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可能性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存在，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力能够被合理地运用。事实上，这种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情况大量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可能被滥用是基于以下原因：

　　1、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弹力性

　　由于法律规范对于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规定了一定的范围与幅度，这种范围与幅度是必要的，同时，也就为其被滥用提供了可能。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在国家确认的自然疫源地兴建水利、交通、旅游、能源等大型建设项目，未经卫生调查进行施工的，或者未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意见采取必要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提请有关人民政府依据职责权限，责令停建、关闭。可见，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如此之大，行政主体在实施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时就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只要行政行为不超出这个范围，不会明显导致行政行为过分不当之外，都是合法的行政行为。这样，就造成在许多行政领域，当行政主体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时，行政相对人往往无法得到真正的救济，其原因是他们并未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

　　2、行政司法实践的证实

　　从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行政司法实践来看，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无效行为等已经越来越少;而行政不合理行为、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为等却逐渐增多。这是由于法律体系在健全，法律规范的强制作用在加强，使得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均会得到有效的控制与制裁。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使得合法、半合法的行政不当行为日益增多。行政主体为谋取不当利益，往往会选择法律风险更小的行政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而行政法律关系救济主体针对这一行为一般缺少有效的控制。例如，对违法行为人实施行政处罚畸轻畸重，对违法行为人实施行政处罚前后不一，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显失公平，反复无常，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等。

　　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与扩大，有其合理的一方面，有利于发挥行政主体的职能，以实现更高的行政效率，满足社会运行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其又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与法治国家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