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基督教会从私法中的受益

　　“在私法和公法的发展过程中，教会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35]公元313年的《米兰告示》确立了对宗教和信仰的普遍容忍的制度，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官方宗教，基督教会因此取得了合法的社团地位。传统认为，基督教的成长壮大从而导致世俗政权的“招安”。除了基督教本身的性质促成其成功之外，“基督教在3世纪时已建立了一个组织良好的僧侣等级体制”，这被认为也是基督教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36]但基督教的这种良好的僧侣等级体制又是如何发展壮大起来的呢？现有史书的解释大都语焉不详。而带着这个问题，循着公私法两分的思路，似乎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启发。

　　意思自治是当时罗马私法的一项业经确立的基本原则。基督教会由于长时期的受到公法意义上的对待，以至它的命运成为社团结社史中命运多舛的典型。但借助于相对完善的私法规定，它还是找到了使自己生存壮大的缺口。

　　“古代基督教徒中，认为教会间所发生之一切争议，不应诉诸非基督教俗界法院，而应于教会内解决之，盖以此为荣誉攸关之问题，或宁为道义的问题也。因此，是后将一切争议概交由一主教仲裁之趋势，遂日益月增。而罗马法对于此种仲裁，不仅消极的容任其有适用之余地，乃至积极加以鼓励提倡。凡争议双方当事人所选定仲裁者，关于问题之是非曲直所下之判定，罗马法上即任之为肯定的最终决定，不容再有争议。罗马法上之所以承认基督教主教之仲裁判决为终局判决者，并非因其为主教身份之故，乃因其为当事人所选定之仲裁人资格故也。”[37]对私法的意思自治的遵守实质上成为古罗马上层和下层的一项共识。基督教会尽管被当作公法社团不断遭到迫害，但是私法营造的自治空间，使基督教会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可以这样说，私法自治是基督教会最终战胜世俗权力迫害的重要因素。

　　当然，如果仅用这样一个例子就要证明宗教在被国家强令禁止的情况下，而能不断的壮大起来，应该说还是不够的。[38]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法成为一种权威而虽在王权之下，却仍能约束王的社会里，私法的原则会贯彻到底，这样一来，一个社团如宗教就有可能找到自己赖以存在的空间，因为，一个靠法来编织的社会规范之网，必有漏掉吞舟之鱼的空隙，只有人治的社会才会疏而不漏，人的意志所指，权力的矛头便刺向那里。因此，古罗马社会选择法而有法治，那么划分公私法而有私法自己的空间，远离公法与政治的纠缠不清，私法得以发达的部分原因也就在此。而一些处于公私法之间灰色地带的事物，也就会在这片中间地带生根发芽，基督教的形成既是法制观念背后信仰的自然延伸，基督教的越过重重阻抑而发展壮大同样是在法治里找到自己的成长环境。公私法的分治，无疑为基督教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六、一个反例-公私不分的意外遭遇

　　自治市也被看作是社团，“自治市同样可以成为出示之诉的被告人，因为他们可能遇到返还问题，显然，他们可以实行占有和取得时效。”[39]到了帝政时期，自治市其实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城邦的政治结构，“所享有地方自治之程度颇高”[40]，“正是在塞维鲁时代，随着‘城市（civitas）’一词外延的扩大，同时由于自我管理制度的保留（即保留自己的执法官、如四人委员会或两人委员会、市政官、基层执法官，以及自己的库里亚），自治市组织不断普及。”[41]但是，这种自治很快就淹没在帝国的集权里，由于受到公法意义上的集权的控制。这种自治走向消极。“议员们要承担保证城市税收收入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变的越来越沉重；此外还要承担其他城市的赋税和国家赋税。”于是，议员们的后代千方百计的想要躲避担任该职务。但是，一方面由于这种职务已成世袭，另一方面有出现了关于严厉惩处躲避该义务者的规定，因此，城市的自治化为乌有，可能的自治、民主也就无法实现。 同样在当时，出现了把某些团体从私人组织变为为国家服务的组织的趋势。最早出现的是船主协会和面包商协会，它们对国家承担一定的义务，同时享有一些特权，但同时也要求从事这类行业或职业的人必须加入该组织并且具有世袭性。于是，私法自治的组织由于公法的关照，渐渐成为一个凝固的封闭的组织。法学家团体也没有摆脱这样的命运，最终走向没落。因此，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私法无疑是社团发展的源头活水，公法过分干预私法的领地，必然导致整个法律陷入僵化、停滞状态。正如古罗马的自治市，在5世纪日耳曼入侵之后，几乎所有西方的罗马城市都迅速衰败一样，而这个国家也由此分崩离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