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最早可推至殷末周初，那时人们已经能从宗教观念中分离出“人德”的观念。先秦时期管仲首先提出“以人为本”，目的是保护“耕战”的人力资源。以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推崇重视人的“仁”学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西汉出现了大一统的儒家文化，具有民本主义因素的德治思想取得了统治地位，对人及社会的关怀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比较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和情感生活。汉唐比较强调人的气质、修养，重视奋发有为的社会意识。宋明时期则稍有不同，它以人的品格的具体抽象化，用真心真性去概括，并与无心无理相聚合，使人文精神从人间飞到天上。明末清初，由于西方文明的输入拓宽人们的眼界，出现了一股反礼制规范的人文潮流。但是纵观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包含了一定的人文精神，却出于这一精神总是与忠君、与封建专制浑然一体，因而使“儒学的人文精神不可避免地带有很深的封建主义烙印，大大损害了儒学人文精神的积极作用，从而不利于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4]之后，自清代严复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以来，中国的人文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其核心就在于要打碎封建礼教和封建枷锁，争取人性的解放和个性发展，争取个人独立自主的权利。

　　由上可见，尽管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都不乏人文精神，但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具体表现却大不相同。西方的人文精神更加注重实现个体的自由、平等、独立、人权的精神；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更多弘扬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彰显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注：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观，就是主张探讨理想人格与理想世界，这种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在于追求圣贤与大同世界，其目的是唤起一种崇高的伦理觉醒和道德自律，陶冶出“圣人”般的道德人格。这种精神导致的是重内在而轻外在，重长远而轻眼前，重义务轻权利，重德轻法。参见庞朴：《中国文明的人文精神（论纲）》，《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换言之，西方是从人性出发、强调人的独立个体和自由意志的人文精神，注重从法的目的和终极意义的角度注重法的人文理念，从而更具价值理性和人本底蕴。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更加注重群体精神和社会整体人格的塑造，缺乏对个体价值的关注。它讲的人不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而是社会政治工具的人，非个体的人，而是群体的人。[11]（P163）即把人看成全体的分子，不是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这样一种文化特征造成社会生活与国家生活中重集体轻个人、重义务轻权利、重德轻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导致社会主体没有任何选择性思维，其应有潜能受到严重压抑。

　　（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文观的继承和推进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重视人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当年在对黑格尔关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统一性的论题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时，马克思就批判地继承近代启蒙运动、尤其是卢梭和康德自然法的突出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人的权利的精神。他对黑格尔颠倒人与国家和法的关系的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注：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本身是目的，个人是为国家而存在的，所以，个人的自由、权利、利益及一切，只有符合实现国家这一最高目的时才有地位和意义，成为国家成员乃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显然，在黑格尔这里，国家已不仅是中心，而且是个人生命的本质与生存意义之所在。这里，黑格尔将绝对主义国家观加以更理论化的言语表达了对国家的崇拜。当然，不能忘记，在抽象的意义上，黑格尔（和康德一样）是把国家和法当作“自由的定在”物。）马克思还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12]（P88）“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6]（P9）即人作为主体不能不把自身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和标准，视自己类的需求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具体到国家和法，理应是“以人为本”，从人的需要出发，为人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非科学性，吸收其合理的因素，阐述了人的存在和发展本质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升华。论文中首次使用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概念，认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21]（P443）这就使“以人为本”观念同共产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