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文观的精神，并创造性地将人的发展融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13] 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他又讲道：“共产主义社会将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不只是简单地提供一个生活模式，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把建设政治文明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联系起来，这就表明了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构建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核，应着眼于人的权利，集中体现“以人为本”。总之，“政治文明说到底是有利于人的各种权利的实现和全面发展”[14]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则进一步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新任务、新要求的高度，系统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从法治角度讲，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应是法的最高目的价值。社会主义的诞生是对人的自由的充分肯定，是每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及发展权利。社会的发展必然推动法律的普遍化和理性化，使之逐渐地充分展示其服务特性，融入人的发展环境之中。此时，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成为全社会的普遍价值，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即自由的人。可以说，《决定》确立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人文发展观，反映了我们党在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有了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同时表明我国的法律价值观已发生历史性变革。

　　（三）“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价值定位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把握与探索；相应的，法治是这种思考、关注和把握过程中的产物。就是说，人本身理应成为法治的逻辑起点和最终逻辑归宿。法治作为一种人类的制度安排，法治史便是人类对自己认识的历史，是追求自我解放和价值的历史。

　　现代西方法治的理想，就是使人文主义成为法律发展运动的价值终极关怀。[15]（P158）西方的法治文明在精神层面上获得了崭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法治文明对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权利的张扬与保障。在我国建设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中，“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前提，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从这个角度讲，《决定》不仅是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创新，更是尊重人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的个性的真实弘扬与人类全面发展的创新，从而明确了法治的终极价值关怀及所在。（注：按照学者杜宴林的理解，终极关怀从其内容来看，通常表征的是一种形而上的超验因素或载体，体现着至善至真至美等人文价值诉求。见杜宴林：《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3期。朱德生先生认为，终极关怀“主要追索的是人生最深刻的意义和价值，寻求是的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实现”，它“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至上、至本的精神感悟与洞察。它主要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并通过这种提升帮助人们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与精神归属”，并进而铸就人之为人的精神家园或安身立命之寓所。简言之，终极关怀应以现实为根，并超越于现实生活，它“既不是已经给定了存在，也不是永远处在彼岸世界的、实不不了的抽象存在，而是由人们经过实践不断实现，又不断否定的理想中的存在”。见朱德生：《形而上学的召唤》，《江淮论坛》1995年第3期。）可见，人类可以发明许多通向法治的机制或制度，也可能采用很多实现法治的策略与方式，尽管其表现形式有较大差异，但无一例外地应该是以人的尊严、自由和人的权利为价值依托和最终归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