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的作用，就好像烧开水的时候，行政力量的努力已经让水温达到99摄氏度，再添上这最后一度，就能完满达到100摄氏度的沸腾状态。居中评议，从法律专业角度义务为被拆迁居民推演各种可能的结果，是第三方参与矛盾化解机制的主要做法。

　　“第三方”的作用，就好像烧开水的时候，行政力量的努力已经让水温达到99摄氏度，再添上这最后一度，就能完满达到100摄氏度的沸腾状态。

　　―――杨浦区平凉西块二期18街坊动拆迁基地入驻律师谢东

　　惠民路591号，杨浦区平凉西块二期18街坊动拆迁基地大院。

　　一排排平房构成的办公室中，有两间屋子的房间号，在18街坊的老百姓当中，很有名气。

　　21号房，入驻着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谢东、钱晶晶，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走进这扇门，居民就能得到所需的法律咨询服务;18号房，则是由1位在职法官和3位社区法官组成的“法院小分队”，负责宣传、听证与调解。

　　而这几位“新老娘舅”所面对的18街坊拆迁任务，恐怕是有着“天下第一难”之称的拆迁工作中的“老大难”：几乎家家都是年代久远的私房，共有产家庭多，贫困户多，家庭矛盾突出。

　　蜗居亟待改善，但工作举步维艰。如何解决?需要一种来自“第三方”的力量。杨浦区旧区改造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18街坊拆迁启动之初，就成立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业人士等组成的公信评议组，对拆迁全过程监督。同时，全面实行第三方参与矛盾化解机制：今年8月31日，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入驻基地;11月8日，杨浦区人民法院在基地挂牌成立本市首个“旧改基地巡回法庭”。这些举措，为旧改突破瓶颈闯出了一条新路。

　　截至昨天，共有805产1016户的18街坊，自9月19日开始签约起，签约率已经达到85%。

　　社会监督、社会参与，依法拆迁、取信于民，透过这两间小屋，被真实诠释着。

　　“第三方”入驻，有何不一样?

　　12月的一个下午，居民窦女士来到“旧改基地巡回法庭”，亲手将6万元递给前夫周先生，随后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一桩棘手的拆迁款纠纷圆满解决。周先生还专门买了许多饮料表达感激之情，“法官调解得真好!”

　　一个月前，窦女士扶着年迈的父母来到巡回法庭，焦虑地向法官诉说前夫“斑斑劣迹”。原来，窦女士和周先生去年10月离婚后，周先生连续14个月没有支付女儿的抚育费，而他的户口仍留在拆迁所在房子里。听说自己有10万元的份额，在南非做生意的他特地乘飞机回沪。于是，法官把他们请到了基地。第一次“交锋”火药味十足，但吵归吵、闹归闹，法官们逐渐摸清了纠纷的症结。随后又有了第二次调解。“拆迁款是周先生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与抚养权不能混为一谈。”一番法律释明过后，法官又对双方动之以情，坚冰开始融化。终于，第三次调解时协议达成：周先生愿意先把前40个月的抚育费4万元付清，以后将按月支付，窦女士则把10万元拆迁款交还周先生。

　　居中评议，从法律专业角度义务为被拆迁居民推演各种可能的结果，是第三方参与矛盾化解机制的主要做法。

　　这些“新老娘舅”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入拆迁基地，帮助居民理解和消化政策精神，争取更多百姓理解认同。同时，把听证程序引入拆迁过程中，探索搭建拆迁公信平台：由专业人士、律师、公信人士等组成听证委员会，被拆迁居民对房屋面积的认定、应安置人口的认定、保障托底补贴对象的认定等争议可申请听证。此外，创建共有产家庭矛盾化解平台：针对拆迁基地共有产多、家庭矛盾复杂的特点，通过居民、里弄干部、旧改工作人员等共同组成的平台协商调解，使家庭内部各方的利益趋于一致，并争取整体合法利益最大化。

　　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主任厉明说，18街坊拆迁启动之前参与的大型咨询会，还历历在目：“拖家带口的，整个大院几乎是人山人海。我们摆出的法律咨询台前，人头攒动，老百姓对法律服务的渴求可见一斑。”

　　厉明说，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又是“第三方”，角度更客观公正，居民也更易于接受。

　　有了“第三方”，官司不再有?

　　“和为贵啊!”当看到居民徐老伯和他的妹妹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上名字认可时，社区法官曹福康语重心长地说。

　　“一定!一定!”两人异口同声，有些局促地看着对方，不好意思地笑了。

　　而就在两个月前，两兄妹还是水火不容。妹妹家甚至一纸诉状，把兄长告上了法院。

　　还是家庭矛盾：妹妹是知青，回到上海后，跟徐老伯一番商量，把儿子的户口挂到了他家。18街坊开始拆迁，两户人家原本达成协议，由徐老伯在拆迁补偿安置款中拿出部分给侄子。没想到，妹妹被外人挑拨，撕毁当初协议，向法院递交了诉状。

　　“也怪我对拆迁政策不了解，认为有机会多拿钱。”坐在18号房内，徐阿姨一脸懊丧，“现在撕破了脸，没办法回头了。”

　　就在这样一种似乎已“覆水难收”的情况下，社区法官曹福康和郁志萍知晓事情后，主动把两家人约到18号房，陈情个中利害。“一开始，兄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愿听听对方怎么说。”两位法官也不着急，耐心听两人诉说“苦衷”后，才开始一一梳理。

　　前前后后谈了三五次。两人终于松口，哥哥提出了心理价位，妹妹则同意撤诉。机不可失，曹福康当下拿出纸笔，将调解建议一条条写下，并与他们当场确认。12月19日，两人走进18号房，郑重签名。徐老伯一脸感慨，“为了这事，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血压都上去了。”他向记者坦言，自己对政策、法律不是很了解，“现在多亏了社区法官，他们有经验、有水平，当然相信他们的调解。”

　　然而，并非有了第三方参与矛盾化解机制，官司就会从此消失。居民杨老伯特别疼爱孙子小杨，早在过世前就与老伴一起立下遗嘱，将房子留给唯一的孙子。不料三个女儿听闻拆迁后，要求应作为共有产权人安置。经办人实在无奈，请社区法官、律师帮忙定夺。在对遗嘱的真实性进行鉴别后，这些专业人士认定产权人应为小杨。可三个女儿不依不饶地告上法院。收到传票的小杨忐忑不安地找到基地，咨询后吃了颗定心丸。果然，法院审理释明后令三个女儿无话可说。此时，社区法官和律师却角色转换，如“老娘舅”般开导小杨，希望他从“情”字出发对三个阿姨有所补偿。小杨爽快答应，一家人重归于好。

　　律师谢东点评说：共有产中，各方共有产权人都有权主张自己的利益，坐下来平等协商从而达到共赢是最有效的解决途径之一。若协商不成，需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则需付出较高的时间成本和诉讼费、律师费等经济成本，同时很可能因周期过长而损失部分奖励款项，并对亲情产生难以弥合的损伤。“因此，我们一直在着重强调‘分享而不分家’，这一理念是共有产被拆迁居民在处理家庭关系和家庭财产权利方面应当遵循的原则。”

　　“第三方”参与，如何情与法?

　　这是基地两位律师的亲身经历―――因拆迁过程中的家庭纷争，一位老人心脏病猝死。原本他已说好与照顾他多年的小儿子一同搬迁，如今人一走，几个女儿更是争抢，急得小儿子以头撞墙。从感情角度出发，旧改工作人员和里弄干部都倾向维持原状，也就是不让几个女儿分取利益。但两位律师了解实情后，作出了专业判断：房子的物权部分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应属于儿子和女儿们按份共有。

　　“在‘数砖头+保障托底+搬迁奖励’的拆迁安置方案中，砖头属于物权，作为父亲的遗产，几个女儿有权分享;而搬迁奖励则属于政策福利，我们认为原则上应给予实际居住于此并被认定为安置人口的小儿子。”谢东说，判断作出后，有位居委干部还私下埋怨他太无情，“我也因此反思过，自己是不是错了?不过反思再三，我想，法律原则还是应当遵循。”经过调解，兄弟姐妹几个人最终互相达成了谅解，小儿子一家也顺利地搬迁了。

　　“在基地设立巡回法庭，主要是方便群众，但也要保证程序公开、公正、公平，保障被拆迁居民的合法利益最大化。”巡回法庭法官颜如玉表示，很多纠纷打官司费时费力，效果还不一定好，而巡回法庭不但有能力解决问题，并且服务完全免费，因此受到了群众广泛欢迎。截至目前，短短一个多月，他们共接待居民600多人次，参加“搭平台”60多个，成功化解各类矛盾20余起。此外，律师入驻基地不到4个月，也已接待居民1500多人次，搭建法律沟通平台126次，参与调解解决各类矛盾160多起。

　　“没有一起纠纷是能一次性解决的。”被评为“推进拆迁先进个人”的社区法官董建春，在多年的法院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调解经验。他说：“实际上，被拆迁居民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很迫切，很需要专业人士答疑释惑。我想，要实现和谐搬迁，除了被拆迁居民，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也都应该认真对待并努力。”

　　记者手记

　　呼唤更多“第三方”

　　民间素有起了纷争就找德高望重的“第三方”(即“老娘舅”)调解的传统。若以汉代就设有半官方的“三老”来辅成民间调解而论，今天的“第三方”并不新鲜。

　　说到底，让法官和律师介入动拆迁工作，其实是一种靠群众自己说服自己，靠社会力量解决群众之间、群众和政府之间各种纠纷的有益尝试。动迁，是牵系着众多市民百姓“三最”利益的好事。它好在哪儿，实际上广大群众心里最明白。但在以往工作中，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地直接介入矛盾，效果总不是特别理想。因此，地位中立的“第三方”适时出现，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调解中的积极作用。当然，前提还是政府动拆迁工作经得起检验，足够公正、公平、公开。

　　身处这座高速发展的大城市，身处这个多元开放的新时代，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矛盾都可能会涌现并集中。再循惯例地简单靠行政命令行事，不再可行;而尊重法律精神、尊重各方利益的探索，值得提倡。

　　采访中，一位社区法官坦言：动拆迁相关纠纷，单就法律专业而言并不复杂，但历史遗留问题繁多，引发纠纷的潜在因素很多，因此通过购买服务邀请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第三方”参与其中很有必要，也大有可为。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呼唤更多的、能助水从99摄氏度升至100摄氏度的“第三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