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之所以需要法律原则，不是因为法律原则符合个人的道德信念，而是因为法律原则能够抓住法体系的精神[42]，避免裁判沦为审判者个人的主观道德判断，而影响审判的客观性与中立性。所谓法体系的精神，指的就是法治价值（the virtue of the Rule of Law）。在远古社会，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少数统治者而服务，多数被统治者只能按照统治者的法意志来行动。至於司法案件的审理，则往往根据统治者个人的主观好恶来决断，使得人民的言行举止动辄得咎、无所适从。在这样的人治（rule by men）社会里，公权力的行使大多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个人私欲，以遂行其严密控制的政治目的。从而法治观念的形成，就是为摆脱人治社会的阴影，建立一个公平保障人民权益的法律社会。

　　法治价值乃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观念产物，虽然西方法政学界对於法治的实质内涵有相当分歧的看法，不过多数学者大都承认，依法统治乃是人类社会必要的公共选择机制（the necessary mechanism of public choice）。从法哲学的观点来看，公共选择机制的建立，旨在消弭个人选择（individual choice）所产生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提供大家一个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公共选择方案。纯粹站在个人的立场，每个人当然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或信念，做出自己认为对的、正确的抉择，可是当两种个人选择发生冲突时，除非双方同意服膺特定的公共选择手段，否则将难以从中找出一个能够明确化解纷争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为什么在日常社会交易活动中，游戏需要有游戏规则，运动需要有运动规则，商业交易需要有商业仲裁规则，开会需要有议事规则的道理所在。因为如果这些公共选择规则不存在，我们实在很难想像人们如何能够顺利地从事这些社会活动。

　　法律无疑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公共选择规范，透过法律的运作，可以明确解决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个人利益冲突，并为将来可能发生的纷争，预先规范解决之道，以谋求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持与社会活动的顺利开展。法律的公共选择功能，不是从个人的观点，寻求与私人道德信念相契合的正确选择，而是从社会的观点，找到多数人在理智上可接受的共同解决方案。所以，法律的公共选择结果，不当然是道德上对的、正确的结果。也就是说，法律的选择对个人来说，未必是道德上最佳的抉择，可是对整体社会而言，却是必要的理性抉择[43].这种区别个人与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公共选择理论，背后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证立理由，以支撑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公共选择规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个正当性的证立理由，就是以确保法确定性（legal certainty）与法保障性（legal security）为主旨的法治价值[44].所谓法确定性是指评断人民行为的法律规则或标准，其内容必须有合理的确定性；法保障性则是指藉由明确法律规则，可以确保对他人行为以及法律公职人员行为的合理期待，并且要求凡是影响个人利益的政府行动，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保证（legal warrant），否则应由独立的司法机关宣告为无效[45].由此可知，法治价值的目的不在满足个人的需求或利益，而是为了谋求整体社会秩序的安定，以确保多数人的合理期待利益。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确定性及保障性的法治价值，并非僵化、一成不变的价值。在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法治社会里，法律的确定性与保障性必须建构在适当肯认「辩方权利」（the due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defence”）的基础上，允许两造当事人於诉讼上自由挑战对方论点，以及有公平机会接受适当的法律协助，如此才能防止政府假借法安定性之名，而以公权力擅断地干预一般人民的生活。所以，在尊重辩方权利的前提上，法确定性是可被击败的确定性（defeasible certainty），经由双方当事人的理性论证过程，旧有的可被击败的法确定性，被新的可被击败的法确定性所取代，如此不断循环构成法律的可论争性（the arguable character of law）。法律的论证性格，不仅不会对法治价值造成伤害，反倒有利於避免独裁政府的形成，从而建立真正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法治政府。如是，法律的可论争性并非与法确定性以及法保障性相对立的价值，相反的，确定性与保障性构成法治价值的静态面向，可论争性则构成法治价值的动态面向，三者皆为法治理念的一部份[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