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明确区别法律上的可适用规范以及法律上的有效规范，除了有助於釐清法律原则的属性及其定位之外，另一个重要实益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规范继受的问题。简单的说，在新旧法律体制交替之际，许多旧有法体制的有效法律规范，在新的法体制是否继续有效，不无争议。此时，如果将旧法视为新的法体制中可以加以适用的规范，而不必勉强解释为当然继受的有效法律规范，这个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参见：Jose Juan Moreso and Pablo E. Navarro， “The Reception of Norms， and Open Legal Systems”， in Stanely L. Paulson and Bonnie Litschewski Paulson， eds.， Normativity and Norm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Kelsenian Them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285-91.

　　[41] 非常感谢谢世民教授提出这方面的质疑，让我得以深入反省这个问题，而做更详尽的论述。

　　[42] Jeremy Waldron， “The Need for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857-65， at p857.

　　[43] Ibid.， pp859-61.

　　[44] Neil MacCormick， “Rhetoric and the Rule of Law”， in David Dyzenhaus， ed.， Recrafting the Rule of Law： The Limits of Legal Order （Oxford-Portland Oregon： Hart Publishing， 1999）， pp163-77， at p163.

　　[45] Ibid.， p165.

　　[46] Ibid.， pp172-7

　　庄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