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这正是贯穿本文的核心论旨：法律原则是存在的，它是原则的一种类型，是法官在具体司法推理过程中应该加以考量的规范性理由，不过它不是法律。笔者将这种消极地主张法律原则并非有效法律的理论，称之为「消极的法律原则理论」（Negative Theory of Legal Principles），以与主张它是法律一部份之「积极的法律原则理论」（Positive Theory of Legal Principles）相互对照。关於这两种理论的实质区别，请参照本文第肆部份以下的内容。

　　[31] 在註20中，笔者论及原则的可证立性特徵具有内外两种面向，前者不以道德证立性为必要，后者则必然指涉一定的道德意涵。同样地，法律原则亦具有这两种不同面向的可证立性格。其内在规范内容并不当然蕴含道德价值，然其存在本身，则含有证立法治价值的伦理评价意义，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有更为深入的讨论，故於此不做详述。

　　[32] 11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2）， pp139-64.随后收录於Cohen， RDCJ， pp28-48.

　　[33] 这两篇文章分别是：“Authority and Reason”， 收录在Robert George所编， The Autonomy of Law： Essays on Legal Positiv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以下简称George， Autonomy）， pp287-319；以及“ Incorporationism， Conventionality， and Practical Difference Thesis”， 4 Legal Theory （1998）， pp381-425 （以下简称“ICPDT”）。

　　[34] 德国法理学家Klaus Fuber将这两种不同意义的分离命题主张，分别称之为可谬性命题（fallibility thesis）以及中立性命题（neutrality thesis）。参见：Klaus Fuber， “Farewell to ‘Legal Positivism’： The Separation Thesis Unravelling”， in George， Autonomy， pp121-2.

　　[35] Nigel E. Simmonds， “Imperial Visions and Mundane Practices”， 46 Cambridge Law Journal （1987）， pp465-88， at p472.

　　[36]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9 U.S. 294 （1955）。

　　[37] Plessy v. Ferguson， 163 U.S. 537 （1896）。

　　[38] 对於整全法理论内在矛盾的批评，Dworkin可能提出两种论点加以反驳：第一，无论在邪恶或是公正的法体系，法官总是能够从所有通过法律适切性面向的多种法律诠释当中，过滤出最契合平等关怀与尊重原则的最佳证立解释。或者，第二，经由建构诠释方法所得出之判决结果，凡与整全性的平等原则相违背者，皆为错误的判决（erroneous decisions）。第一种反驳论调乃是举证上的问题，必须由Dworkin自己承担这项举证责任，说明在哪些具体困难案件中，法官并未穷尽所有符合适切性要件的可能解释，以致造成判决违背整全性平等原则的结果，否则这样的辩驳可说是毫无根据与说服力的。基本上，笔者认为Dworkin根本不可能对每一个有争议的判决，皆能提出尚有漏网之鱼解释的有力证明，唯一可行的方式，乃是将平等原则形式化（formalization），也就是主张整全法之本体性内涵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平等概念，只要通过法律适切性面向以及道德证立性面向的筛检，所导出之最后的法律解释，即为整全法的平等原则解释。然而如此一来，不仅整全法的本体论论述无存在之必要，同时形式平等原则也会因为本身只是一个空泛概念，必须依附在特定道德价值的恣意判断之上，而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评价标准，评断司法裁判的对错与妥当性。关於批评整全法只是一种形式平等概念的主张，可参见：Michael Moore， “Legal Principles Revisited”，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867-91， at pp881-2.

　　Dworkin第二种可能的反驳论点（主张违背平等关怀原则的判决为错误判决），同样无法化解整全法理论的内在矛盾。不但如此，反而会进一步瓦解其建构诠释方法的理论妥当性。笔者所持的理由如下：如果经由适切性与道德证立性判准所过滤出的建构法律诠释，无法满足平等关怀及尊重原则的要求，那么法官就没有必要受过去立法以及司法判决史的形式限制，直接依照可以完全证立平等理念的最佳道德原则审理系争案件即可。如是，建构诠释的解释法则，特别是法律适切性的诠释要件，即无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此一来，Dworkin的整全法理论无疑形同破产，因为其法理论的实质内涵，将与他一再批判的法实用主义（Legal Pragmatism）的理论，无任何差别。（笔者按：Dworkin所抨击的法实用主义，乃主张法官可不受制定法与判例之拘束，而依其个人所认知的最佳正义及道德理念判案。参见：LE， pp151-64）关於这一点，Alexander与Kress也提出类似的批评，不过他们二人的批判重点在於，法官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可以把过去被认为道德上不正确的司法判决解释，做为当下系争案件的裁判依据。所以他们认为，整全法乃是对过去历史妥协，而放弃寻求最正确道德判决的法律诠释理论。相对地，笔者则是强调，如果Dworkin一方面把过去某些判决视为违背整全法理念的错误裁判，他方面又无法举证法官尚未穷尽所有可能的合格法律解释时，不啻承认法官无须受到法律适切性面向的节制，而可直接依照其所肯认的整全法原则审判。如是，无异彻底摧毁整全法诠释法学的方法论基础。关於Alexander 与Kress的相关批评，请参见，“ALP”， pp 308-26/76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