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承认权利和义务是构成一个矛盾（事物，法律关系）的两个方面，根据上述道理，就不能说它们一个派生一个，一个是因一个是果：也不能认为一个是源，一个是流。如果说构成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必须同时既有权利一方，也有义务一方，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失去对方，自己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只有双方同时存在，才称它们双方构成了法律关系。换言之，当我们说到某一个事物时，就承认了构成该事物的矛盾双方同时存在了，这就不可能有存在的先后和来源上的源或者流的区别。正如没有原告就没有被告，没有控诉就没有辩护一样，构成事物的矛盾双方都具备，才能够称它为该事物，才具备该事物的性质。

　　作为辩证法大师的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说：“每一方之所以各有其自为的存在，只是由于它不是它的对方，同时每一方都映现在它的对方内，只由于对方存在，它自己才存在。因此本质的差别即是‘对立’。在对立中，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他物；这就是说，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所以，每一方都是它自己的对方的对方。”又说“人们总以为肯定与否定具有绝对的区别，其实两者是相同的。我们甚至可以称肯定为否定；反之，也同样可以称否定为肯定。同样，譬如说，财产与债务并不是特殊的独立自存的两种财产。只不过是在负债者为否定的财产，在债权者即为肯定的财产。同样，又如一条往东的路即是同一条往西的路。因此肯定的东西与否定的东西本质上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并且只是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北极的磁石没有南极便不存在，反之亦然。如果我们把磁石切成两块，我们并不是在一块里有北极，在另一块里有南极。同样，在电里，阴电阳电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独立自存的流质。在对立里，相异者并不是与任何他物相对立，而是与它正相反的他物相对立。”[33]从上所引黑格尔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可知构成矛盾的双方不是一方派生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在前，一方在后；更不是一方为因，一方为果，一方是源，另一方是流。

　　权利本位论者为自己辩护，说什么不知道批评者根据什么在“权利本位”和“天赋人权”“自然权利”之间划上等号。又说因为从语义上“天赋人权”不过是指人生下来就享有或者应当享有的人权。并说，现在大多数中外学者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天赋人权”、“自然权利”，这也符合我国宪法、民法和其他一系列法律的精神和规定。权利本位论者并且说，这些规定是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天赋人权”。有的还谈到，当立法者发出禁令，要求人们承担起某种普遍义务时，只有当它是从权利中合理地被引申出来时，它才能成为一种合理的存在。例如“不得杀人”这一义务，是渊源于人们有生存的权利，而不是因为有“不得杀人”的义务，我们才有理由活下去。

　　按照权利本位论者的理解，人们生存的权利是“天”赋予的一种“自然权利”。权利本位论者，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实际上是在主张和散步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分析问题时，总是要求人们从实际出发，当着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时，总是要求从具体的人类社会出发，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中，还必须从阶级存在的事实出发。把人看作是社会的人。

　　如果把社会的人仅仅看作为孤立的个人的话，也许权利本位论者讲的是对的，但那是一种实际上不存在的人，或者是些尚未组成人类社会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的生存权是与人们担负了一定的义务的同时相伴而生的，随劳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一个普通的道理——劳动创造了人类，没有一代一代人们的劳动，没有人类自己的发展和进步，就没有人类的今天，更不会有什么人类社会。甚至总停留于这样的时代，即“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参与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是不存在的，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34]决不会有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的文明，为了公民的权利保障，讨论什么本位了。后代人之所以能够有物质和文化的享受，难道不是先辈辛勤劳动的结果吗？不是他们为了子孙后代先尽了义务的结果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代代相传，社会才得以存在和发展。人们的包括生存权在内的所有权利，绝不是什么“天赋”的，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主要受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结果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