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个概念和一项制度一旦形成，就取得了对客观事物的相对独立性，经济合同也不例外。早在60年代，苏东国家相继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及扩大企业自主权，因此出现了不是指令性计划合同的“经济合同”，以至要把计划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和合同的基础上，计划反而要以合同为基础。当然，这是从微观和具体的经济关系来看的，从宏观上看，整个经济体制还是处于计划之下。按照匈牙利1978年国营企业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国家要通过经济机制和官方规定的途径，确保在企业活动中体现国民经济计划的目的[32].所以，前苏联有学者称：那些并非根据计划书签订的协作合同，本质上也是为了合理地完成计划任务[33].这样，经济合同就被泛化为“社会主义组织”间的合同，其区分于民事合同的基本标志则由计划特征变为主体特征。依历史上唯一的经济法典-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法典的规定，“经济债”主要由经济合同产生，也可以直接根据行政命令产生或由侵权行为产生，而其主体，都是“社会主义组织”、即“国家组织、合作社组织和社会团体，也包括其活动能促进社会主义关系发展的其他组织。”[34]

　　有鉴于此，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加强经济法制的呼声中制订合同法，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力量尚无丝毫减损、其惯性犹存，私人和个体经济仍属无足轻重时，将其定义为经济合同法，经济合同则是“法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个体经营户、农村社员同法人之间签订经济合同”，也参照该法执行[35]，可谓势所必然。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分合同法被冠以“经济合同”之名，它与建国以后长期盛行法律虚无主义，民法极为不彰，连普通民事合同的规定也付之阙如有关[36].无论如何，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现行经济合同法及经济合同的概念具有过渡性，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亟需对其重新定位。

　　随着商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指令性计划渐次削弱，其范围大大缩小，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内的各种主体，已将其经济活动主要建立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之上-政府一般不再干预公有制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将其意志直接体现到当事人的契约关系中去。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使各国统治者和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达成一种共识，即：市场经济不能自由放任，需要有宏观管理及竞争规制，但其目的，并非取消自由竞争，而是要通过政府的调控，消除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竞争不自由，以保障充分、自由的竞争及契约自由，确保市场开放，最终达到社会资源得以最佳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Pareto optimality）[37].可以说，这是人们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悟出的一点辩证法。它要求从法律上尽可能划清政府或国家的干预、参与同各别主体自由、自主地从事经济活动的界线，后者若未“踩线”或违规，政府即不应直接过问其事务。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性质各不相同的具体经济关系，这与各种经济关系是否统一于一国的经济制度之下，是两个不同的命题。法律调整的对象本是具体社会关系，所以从法律调整的角度看，经济关系“板块说”无疑是适宜的。早在中共12大上，就提出“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38]，我们历来赞同这种理论和政策。将其置换成当前的语言，就是要划清政府直接参与、干预同经济活动当事人的自主权和契约自由的界限；在合同领域，则应分清经济合同与民商事合同的界限。

　　显然，早在我国确立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伊始，多数国有企业的多数业务不再受制于指令性计划，现行经济合同法规定的经济合同便已名不符实了。以至在经济合同的执法和立法中，不断淡化其计划性或组织管理性质，到1993年修订经济合同法时，将经济合同明确定义为“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而订立的合同”，使经济合同或经济合同法只剩下一具空空的躯壳。这是中国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公有制组织、其他组织还是农村承包经营户、私营企业、个体户或公民，它（他）们“下海”拼搏，在市场规律的无情左右下从事经济活动，都应由民（商）法来调整其契约关系。因此，现行《经济合同法》已经成为调整主体间合同关系的民事合同法或“商事”合同法。以经济目的性或者仅从名称上做文章-如以“购销”来代替“买卖”，是不能区分民（商）事合同和经济合同的，这不啻为对二者本性的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