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对土地制度不确定的研究集中在区域差异问题上。他们认为，中国土地制度随着区域差异而变化，区域差异的核心是地权的“个人化程度”不同，因而各种研究的注意焦点，在影响“个人化程度”的因素分析上。特纳，布然特和若泽尔（Turner，Brandt ，Rozelle）发现，区域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追求“生产剩余之和”行为对农地调整的影响。由于农地分配由村干部决定，他们关心的是全村“生产剩余最大化”，当调整土地有利于达到这一目的时，村干部就会决定调整土地。在这个解释中，土地频繁调整的作用是相当正面的，因为它可以带来“全村生产更大的剩余之和”。[5]

　　那么，追求“剩余之和”为了什么？恭启圣（1994）和董晓媛（1996）指出，调整土地追求剩余之和的目的在于福利。而福利如此重要，原因在于农村保险市场的不完备，与此相适应，村庄必定通过对土地的控制权、或一般所称的“集体所有权”，使土地发挥社会保障功能。这个解释的基本论证是，村庄土地调整的目的在利用剩余之和最大化村民福利，由于生存约束的存在，村集体不再追求单纯效率意义上的帕雷托最优，而是防止村民的生活跌落至生存线以下，所以调地提供了风险分担机制，当调地的集体收益大于它的集体成本时，它就会成为一个集体选择。影响这一选择的几个因素有：财富积累、土地禀赋、非农业的发达程度、土地税收和土地租赁市场的完备（姚洋，2002）。[6]

　　也许是受到斯科特（J.Scott ）早期工作的影响，这些研究从生存环境角度解释问题，基本上，它将农地制度不确定的原因归因为生存环境不同。但是在上述影响调地的“五个因素”中，有三个（土地禀赋、土地税收和土地租赁市场的完备）显然是制度因素，“农村保险市场的不完备”也是制度因素。那么究竟是制度环境因素（因而改变制度就可能改变这种决策），还是生存环境因素（贫困，因而需要维持均担风险保障集体生存的决策）导致了这种集体行动的选择？还不是很清楚。这两种“环境”的区分并非没有意义，它涉及到解释模型的重心所在。其中一个是法律环境（重心是人与人的关系），一个是自然环境（重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注重自然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这种研究似乎并没有充分讨论它的关键性假定-“集体剩余之和”的性质，就认定它属于公共福利，而在我看来，这一点是需要证明的。如果干部的决策是代表集体意愿的，而且集体确实可以共享“剩余之和”，那么它的确具有公共福利的性质，可以成为土地调整的（福利）决策理由；但如果它的用途和共享存在问题，“全村剩余之和”就无法定义为公共福利，它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专控、排它、甚至私用产品的意义。目前，大量乡村社会冲突的研究都证明，公共（福利）和私用（福利）的混淆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如果是这样，“生存环境”和“集体福利”就成了调整地权的借口，它只在学术论证中有书面的合理化意义。

　　刘守英、卡特（Carter）和姚洋进一步发现，土地制度是国家和农户之间博弈的结果。由于所有权的多面性和合同的不完备性，所有权也不可能是完备的。所有者在选择所有权更改时，对某种所有权的态度取决于他从中获益的程度。比如在生产责任制实施之前，土地所有权归于国家。后来国家向农民让度部分土地权的原因是，家庭经营的制度转变是一个帕雷托改进，它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全国粮食产量。但国家一直保留对地权的控制，原因是关心国内粮食供应的充足来源，避免粮食供给的市场风险。作为这一论证的根据，他们指出，对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流转限制最多的地区，是国家粮食采购依赖的重点粮区；而在非主要粮产地区，国家对农民的自发选择则给予了高度弹性空间（姚洋，2002）。[7]这等于说，是不是主要产粮区的“环境差异”，影响了国家利益考虑，进而影响了土地制度的稳定或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