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进入庭审处理的案件而言，传统的证据规则也发生了变形。因为，在普通法的历史上，具有审前准备阶段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现代化的审前机制进入到诉讼程序的结构模式中，成为其中一个和谐的环节或装置，这是一个仅具有短暂历史的制度现象。这个现象的出现，对英美诉讼观念以及诉讼方法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结果，作为解决纠纷的核心环节来对待的庭审，也与传统沿袭已久的庭审模式发生了极大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两种意义上的庭审：没有准备的庭审和有准备的庭审。有准备的庭审取代了没有准备的庭审，这样一种有趣的转变，必然引起另一种有趣的转变，这就是：原来用来适应于没有准备的庭审的普通法证据规则，要向现在这种有充分准备的庭审的证据规则转变。这就是集中制含义的变迁所引起的证据规则含义的变迁过程。集中制依然是集中制，但集中制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适应于传统集中制的证据规则自然也会发生变迁。作为典型例证的是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规则之所以在普通法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制度地位，核心的原因便在于短促的、不间断的庭审，根本就没有充分的时机来辨识这种模棱两可的证据形式。当事人一方在法庭上突然提供了这种带着相当程度可疑性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既不可以传唤原始陈述者到庭，也不可能要求法院休庭，使之有机会在庭审外亲自调查该原始陈述者。因此之故，该传闻陈述究竟是否可靠，难以在庭审中加以确定，而庭审过程转瞬即逝，并且结束后便犹如“远飞的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既出于这种传闻证据的可疑性，又出于审查核实这种可疑证据的复杂性，因而立法者索性将它排除了事，正可谓一了百了。传闻证据规则就是在这样的程序背景或程序土壤中诞生的。现在程序机制发生了改变，原来无准备的庭审模式为有准备的庭审模式取而代之，自然，传闻证据规则的功用便产生了合理的怀疑。

　　传闻证据规则迅速弱化。在充分的审前程序阶段，准备在法庭上提供传闻证据的当事人可以在此阶段预先提供，对传闻证据的可靠性存有疑虑的当事人，可以在这个阶段有充分的手段和时间对它提出质疑。他可以要求原始陈述者届时到庭作证；如果传闻证据的提供者无法要求原始陈述者出庭作证，他则可以要求利用其他方法或证据手段对之进行质疑。“在整个普通法世界，为防止采纳传闻证据所设置的障碍因此减少，而这是对他们辉煌过去的否定”（183页）。达马斯卡观察得到：“除了刑事法领域的被告人要求对质的权利反对使用庭外陈述之外，一些司法辖区走得是如此地远，以至于它们规定，只要履行了告知义务且无法找到原始陈述者，那么传闻证据原则上就可以采纳”（183页）。应该说，达马斯卡的这一分析是有依据的。英国目前在民事诉讼领域就采用了这种做法。在南非，根据其《1988年证据法修正案》第45条的规定，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传闻证据的采纳现在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再如，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中，根据其审前阶段发挥作用的证据收集机制，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证词予以庭外录证的方式进行保全，这种被保全的证词，在庭审时可以提供出来作为证据使用，即使原始的陈述者不到庭作证，也是如此。这种庭外录证，实际上也是传闻证据，传闻证据由此获得了使用的通道，其使用也因此而具有了正当性。这也是传闻规则受到弱化的一个适例。

　　第三个层面：挑战当事人对诉讼活动的控制。在有的学者看来，对抗制较之陪审制更加能够成为英美证据制度的制度基础。美国学者郎贝通过对证据制度的历史考察就曾得出结论认为：“证据法的发展与刑事审判中的律师化机制登场，而不是与采用现代的消极外行裁判者陪审团，存在着联系”[13].这个观点也得到了达马斯卡的赞同。因此，对抗制与英美的证据法具有最为紧密的联系，对抗制一旦崩溃，英美的证据法也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