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受达马斯卡批评的，就是英美证据规则中的技术性特征过分强烈了，以至于通常生活中不会运用这些规则，甚至不会理解或想到这些规则。典型的例子是传闻证据，在日常生活中，传闻证据照样大行其道，畅通无阻，不会人为地将它们排除出去。同样的证据，到了诉讼领域，就要受到法律规则的制约和排除，这就使普通老百姓难以接受，甚至也难以想得通；明明可以据此形成内心确信，作出恰当的判断，但偏偏法律就不允许。这一点，是证据规则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这是一个内在缺陷，证据规则中的主流都属于这种类型。这就是所谓的技术性。这里的“技术性”，实际上就是“人为性”。这种人为的证据规则背离了生活常识，因此受到了部分证据法学者的垢病。最早提出批评意见的要算边沁。边沁虽然生长于英国――这个英美法系的发源地，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他对英国普通法上的证据制度可谓深恶痛绝。边沁认为，普通法上的证据规则是由那些具有邪恶用心的人创造出来的，这些人标榜所谓“法律共同体”，共同维护这些证据规则，其罪恶的目的是为了谋取私人的、邪恶的利益；因为这些规则越复杂，别人也就越不能涉足于这个特殊的领域，这些创造规则的人便可以达到其垄断法律服务业务的目的了[6].边沁的评语未免偏激，我认为，证据规则主要还是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是英美司法实务工作者司法智慧的结晶。但问题不在于它的起源，而在于它的实际运用；正是在它的实际运作中，它遭到了否定性的评价。达马斯卡也是持否定意见的。其实，就如前所述，这种否定性意见，早在边沁时代就已经在不断地发表了，这种声音可以说不绝于耳，连绵不断。

　　（四）、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包含规则

　　出现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的又一差异便是证据规则的内在指向不同：在大陆法国家，证据规则往往以采纳或包含某种证据为旨归，是肯定性法律规范；英美国家，其证据规则则通常是或大部分是排除性的，属于否定性法律规范。1898年，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撒耶在其证据法论文集《普通法上的证据初论》中指出：“在众多繁杂的证明事项中，证据法主要确定何种类型的事物不能接受。这一排除性功能正是我们的证据法之特质”[7].这就从证据规则的性质上界定了证据法的定义：英美的证据法就是证据规则；英美的证据规则基本上就是排除规则。正是在此意义上，证据规则往往与证据排除规则是等义的、二者可以混用。达马斯卡将证据规则的此种特性归纳为英美证据法的又一特征。我认为这种归纳确有其理。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要指出的：在英美，证据法的定义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证据法包括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从狭义上说，英美的证据法就是证据排除规则的总和。达马斯卡的特别之处就是将证据排除规则分为外部排除规则和内部排除规则。这是有一定新意的。当然，这肯定不是达马斯卡的首创或独创。在英美国家，证据规则主要是由法官适用的；法官在证据或事实领域，主要的功能就是适用证据规则以及根据证据规则作出陪审指示。证据规则对于陪审团而言，几乎没有直接的作用；但有点怪异的是，证据规则又主要是因陪审团而生的，陪审团被认为是孕育英美证据规则的摇篮。这是不矛盾的。因为证据规则是为了配合陪审团的审判工作而产生的，但适用的任务就由法官担当起来了。法官适用证据规则就是对涌入陪审团视野内的证据材料进行把关，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云云。证据规则的机能就是实现这样一种过滤证据材料的作用。证据规则是从反面来加以构设的，这是其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证明之处。

　　（五）、英美国家是否认可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作为一种衡量证据证明价值的制度和原则，已经在大陆法系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立，立法者可以对它适用的程序环境加以改造，但决不可能将这种制度彻底废除。因为废除自由心证制度，就意味着要向法定证据制度回归，而法定证据制度是被证明失败的，人类的智慧不可能设计出适合于任何案件的证据规则。但是，现在有一种科学证据出现了，这种科学证据会不会对自由心证制度产生冲击呢？很难说。何家弘教授曾经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证明模式概括为三部曲：神证、人证和物证。我们现在大概还处在人证阶段，将来会不会进入以科学证据为主导的物证阶段呢？我觉得事物发展的规律应当是如此。指出这一点对于我们评论达马斯卡的这一著作是有裨益的。因为达马斯卡在书的最后，发表了他对证据法发展未来前景的预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提到了证明的科学化问题，证明的科学化会对证据法律制度，尤其是英美证据体系产生致命的、决定性的冲击。这里略而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