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说”，揭示了侦查的科学属性，为侦查科学化、科技化开辟了道路。现代侦查学自诞生以来，广泛吸收和运用心理学、逻辑学及自然科学技术成果，日益发展为一门技术性应用科学[12] ，就与这种观念密切相关。但“认识说”也有其问题，它强调了侦查活动的科学性，却忽略了侦查认识与一般科学认识之间的重大区别：其一，在认识对象上，侦查所针对的是已经发生、不能重演的事件；其二，在规则上，它不仅要遵循逻辑、经验和思维规律，更要接受法律程序与规则的约束；其三，在时间上，它不允许无限期反复进行，而是有期间、时限的限制；其四，在格局上，它是在侦查人员、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下进行的，其间充满着侦查与反侦查的的活力对抗。更重要的是，“认识说”把探求事实真相作为侦查的惟一追求和绝对目标，而忽视了对其他重要价值的维护与实现，极易导致轻视法律、漠视人权的倾向。

　　（三）执法活动说

　　随着法治的兴起，人们开始认识到，侦查乃至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绝不仅仅是一种“专政活动”或“认识活动”，在其本质上，更是一种实施法律的“执法活动”。这一点，已为中外学者广泛认同，如一位法国学者曾指出：“尽管查明事实真相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标，但却不能为查明事实真相而采取任何手段（方法）。就司法的尊严及其应当得到的尊重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不可为了寻找证据而采用任何有损于文明之基本价值的手段。”[13] 我国学者也认为：“刑事诉讼对事实的探求不仅要受到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且要受到人类必须尊重的其他价值的牵制，即真实的发现必须在体现多种法律价值的程序法的约束之下。”[14]  因而，侦查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接受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的约束，并最终以实现公平、正义为根本追求。

　　对侦查法律属性的揭示，是侦查属性认识的一大飞跃，也是侦查法治化的重要前提。人们开始意识到，在实行法治的大背景下，无论是作为“专政活动” 或者“认识活动”，侦查都必须接受法治的约束，从而最终体现为一种实施法律的“执法活动”。它“不仅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也包含着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选择和实现过程。”[15] “它不仅要考虑客观事实真相是什么的问题。也要回答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不公平、非正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诚信，什么是不诚信等问题”。 [16]  根据“执法说”，侦查并非一种与价值无涉的纯技术性活动，而是一种有鲜明的价值色彩，追求并实现公平、正义等价值理想的法律活动。由此，带来了侦查价值观、侦查目的观的重大突破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