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说”，是基于法治主义而对侦查目的的新概括。它表明，侦查的目的不仅是“求真”，更是要“求善”，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才是其根本任务。它并不排斥对“实体发现”的追求，只是要求我们，“实体发现”也许仅是手段，而实现“公平正义”才是最高目标。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就必须注意兼顾、平衡各种价值目标，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具体到执法中，必须做到以下要求：坚持秉公执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公正与效率并重，以公开促公正等。[23]（75-71）

　　三、侦查构造观

　　构造或曰结构，是指事物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一定方式的相互关系。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目的决定构造，构造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侦查构造，就是指由一定的侦查目的所决定的，侦查主体、侦查对象及其他参与主体之间在侦查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相对与侦查目的而言，侦查构造是实现侦查目的的手段，它既为侦查目的所制约，又制约着侦查目的的提出和实现。

　　基于不同的侦查目的观，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侦查构造观，分述如下：

　　（一）敌我斗争模式

　　基于“专政”的属性观和“打击敌人”的目的观，侦查被视为一种“敌我”之间的较量，因而，其构造必然是一种“敌我斗争”模式。斗争手段，不外乎军事和政治手段。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军事手段开展侦查是一种常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侦查工作直接脱胎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军队保卫工作，因而依然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文革”期间，检、法机构曾一度被撤消，由所谓“军管会”直接承担侦查、起诉和审判任务。时至今日，在侦查工作中，仍然充斥着各种战争思维、战争语言、命令主义、人海战术、运动情结等，可谓是“军事斗争”模式的残留。但总体看，建国后的主导模式仍是“政治斗争”模式，即运用“阶级斗争”手段开展侦查工作。在此方面，新中国曾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自1957年“反右”后，特别在“文革”期间，由于“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各地纷纷“砸烂公检法”，并在“群众专政”、“群众办案”的名义下，滥施捕人、审讯、搜查、扣押、监禁之权，导致“冤假错案遍地，亿万人民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