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侦查模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从立法上考察，我国的侦查模式应属于“由证到供”，我国侦查实践中过分倚重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做法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语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过于倚重犯罪嫌疑人口供和各种人证，必然要导致刑讯逼供。通过刑讯而获取的证据，迟早是要翻案的。如果因过于重视犯罪嫌疑人供述引起刑讯逼供，使真正的犯罪分子仅仅因侦查人员的过错而逃脱法律制裁，这显然是违反侦查的初衷的。从这一角度讲，我们也应尽早实现侦查模式转换。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提高刑事案件破案率，必须转换侦查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和科学技术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在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中，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其关系网密，保护层厚，逃避侦控的能力强，过早讯问犯罪嫌疑人会打草惊蛇，必然导致毁灭证据、串供、订立攻守同盟、托人说情、逃跑等　妨害诉讼的行为，给侦查工作带来阻力和障碍。相反，采用由证到供侦查模式，先取证后控制犯罪嫌疑人，通过讯问核实其他证据的真伪，这样就可以大大侦查和反侦查的矛盾冲突，从而提高刑事案件的侦破率。

　　刑事审判的实践告诉我们，许多案件的被告庭上翻供，并指责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常常使侦查机关非常被动。从这一现实考虑，我们也应转换侦查模式。

　　转换模式更是保护人权的迫切需要。刑事司法中的人权瓮中保障问题，根据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已经提到了党中央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刑事侦查中刑讯逼供现象时有发生，在国内外造成了很不好影响，这与司法实践中被告由供到证侦查模式是不无关系的。此外，案件侦查的结果，总会有一些犯罪嫌疑人被证明是冤枉的，过早地采用刑讯的方法讯问犯罪嫌疑人会给其名誉造成不良影响，给其生活和工作造成不便，破坏侦查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从改变政法机关的形象，使人民群众放心、满意方面考虑，转变侦查模式也势在必行。

　　三、从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

　　口供本位是指侦查的过程中以收集口供、语言等言词证据为主的侦查方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有五方面：一是侦查活动的中心是拿口供，其指导思想是以口供主义为指导，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就万事大吉；二是侦查程序的启动或强制措施的适用，并没建立在一定的证据基础上，只要有了犯罪的线索或一定的举报，就启动各种强制性措施，采用先抓人后取证的侦查方法；三是定案的模式和标准按照“三对口”的方式。只要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承认，有两名以上的证人证明，就认为已达到案件的证明标准，宣告侦查终结；四是审讯被告和调查证言的方法，常常会发生刑讯逼供（证），骗供（证）、诱供（证）的现象。因为侦查活动中，各种矛盾冲突已经决定，诱发刑讯逼供的可能性较大，其具体表现是侦查人员急于拿下口供，嫌疑人被告人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对矛盾的冲突激化的结果，很容易产生刑讯逼供，所以，形形色色的逼供、打人、诱供、骗供等问题，久禁不止，屡禁不止；五是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的质量较差，因为各种言词证据证明力的一个本质牲，就是缺乏客观性和稳定性，而变化无常，导致诉讼反复，庭上翻供翻证的多，一审后上诉的多，二审后申诉的多，审判监督程序混乱，诉讼成本加大，诉讼资源浪费，诉讼效率和公正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