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政行为和行政监督救济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遍及政府管理各领域、数以万计的法律规范的出台，逐步实现我国政府管理从主要依靠政策管理向依法治理的转变。1979年至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约400件，其中近十年来所制定的法律中逾半数以上是有关市场经济、依法行政、民生的立法；地方人大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现行有效的已超过7000件；国务院共制定行政法规1000余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有600多件，规章数量更是庞大，这些行政立法或填补立法上的空缺，或细化和具体化相关法律规定，或为法律或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创造条件，是实现“有法可依”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数部蕴含着现代行政法精神的综合性法律的颁布实施，不仅整肃了政府管理乃至立法中的某些混乱局面，而且确立了我国行政行为法发展的基调和方向。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经历了漫长演化和磨合才建立起来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行政监督救济制度，在我国仅用了短短十数年时间即得以顺利确立，并不断处于完善之中。自制度建立以来，行政复议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量总体处于上升趋势，近年来各自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态势，二者共同构筑了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

　　(四)行政系统内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日趋合理。行政系统内的权力由大一统走向适度分离，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分工又制约的理念走入行政实践；《行政监察法》和《审计法》所建立的专门监督机制，近年来日益迸发出强大能量；各级行政机关通过自身建设，不断建立健全系统内的制约和监督制度。早前所确立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通过《立法法》和国务院两度制定的行政法规，从过去备而少查发展到今天已基本成熟的备案审查制。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执法体制改革，推行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许可权，尝试在城市管理等领域进行综合执法，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逐步推进行政问责，要求建立责任政府。

　　(五)现代理念、原则和新型管理手段在依法行政中得到肯认和运用。三十年间，我国依法行政已远远超越了行政合法性和合理性这一传统行政法理念和原则限域，既大大丰富和深化了这些原则的要求，也继受和接纳了听证、信赖保护、公开、参与、比例原则等诸多现代行政法治原则。听证会、各类听取意见会增多，公众参与政府活动的几率上升、途径多样；而今年5月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吸纳此前由数十个地方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或规章积累的经验，把阳光政府向前推了一步。在行政法制度设计和政府管理工作方面，相关法律规定和政府工作开始摆脱单纯或主要从权力行使出发的偏狭视角，走上注意从管理实效和所针对对象利益角度安排和设计管理方式方法之路，行政合同、行政指导、沟通协调等柔性管理方式得到重视，间接管理、动态管理、成本效益分析等新型管理手段被尝试开发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