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环境权作为严格的法律概念应当进行科学界定，但却是一项与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相关联的权利，是人们不应剥夺的应有权利。所以，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都应当将环境权作为一项“应有人权”来对待。上述考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处于环境权作为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转化的过程，在世界范围中，环境权尚未成为一项普遍的法定权利。在国际上，环境权虽然得到承认，但仅在对各国并无拘束力的“宣言”或“决议”中进行指导性规定，并没有在对各国有约束力的“宪章”、“公约”等法律文件中进行规定。在各国的国内立法中，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目前还只是少数国家在宪法上承认环境权，赋予环境权公民基本权利的地位。无疑，在这些国家中，环境权实现了从应有权利的人权向法定权利的人权的转化。而在更多的国家中，环境权并没有得到宪法及相关法律的明确承认。所以，在总体上，环境权仍处在应有权利阶段，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再到实有权利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三、环境权与生存权

　　生存权作为明确的法权概念，最早见于奥地利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法学家安东·门格尔1886年写成的《全部劳动权史论》，该书认为：劳动权、劳动收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群——经济基本权的基础。生存权被揭示为：在人的所有欲望中，生存的欲望具有优先地位。[17]

　　生存权是基于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提出的。在资本主义早期，资产阶级刚刚摆脱封建特权的束缚，在经济上，为了保障商品经济发展，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所谓“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在法律上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对自由、平等人权的实现。《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就典型反映了资本主义宪法对以自由为主要内容的人权的保障。在私法领域，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确立了所有权绝对不可侵犯、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资产阶级民法三大原则。“'自由变成了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则变成了不被剥夺的先占、自由和挥霍的权利。'正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在法律中，绝对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将导致自我毁灭。如果只让不受限制的契约自由得到通行，那么，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正是根据他被允许订立的契约，个人可能要被迫与所有真正的自由绝缘。威廉·布莱克说：'一部适用于狮子和公牛的法律就是压迫。'一部适用于庞大的公司和他们的雇员的法律同样也是如此。”[18] 在资本主义从自由发展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以后，“市场之手”失灵，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表现在分配领域中就是：一方面是财富的无限聚积，另一方面却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在资本家利益得以满足的同时，工人丧失了工作自由与生存的自由。在此情况下，国家伸出了“干预之手”，对经济实行“两只手”并用的政策，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