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民事立法也受到重视。

　　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将私人资本主义政策法律化。

　　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起草典。经过两年努力，于1956年2月形成民法草案，共525条。但由于政治运动，立法工作中断。

　　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民事立法进展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事立法工作驶入快车道。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由有关专家参加的民法起草小组，开始新一轮的民法起草工作。至1982年5月，先后草拟4个民法草案。

　　之后，适应现实需要，民事立法在指导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既然制定民法典条件暂不具备，那就先出台单行民事法律，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统一民法典。当时，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出现很多亟须调整的法律关系，于是，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企业破产法、技术合同法……一系列单行民事法律“应运而生”。

　　单行民事法律“各管各摊”，民事活动中的一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仍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1983年，出台民法通则，提到立法部门议事日程。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法通则。它的诞生，使民事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不分、私法与公法不分的法律制度、法律观念开始改变。

　　1999年3月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合同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各自为政”的历史结束。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我国进入了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交织的关键阶段。在城市，房主和物业公司为楼梯、车库等空间所有权争吵不已;在农村，农民因宅基地权属不明频起纷争。制定物权法，势在必行。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和审议，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物权法。这部法律，从研究起草到通过，历时13年，其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8次审议。

　　物权法颁布施行，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方面，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是制定民法典、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因为物权法是民法典的核心，它的颁布施行意味着民法典最核心部分、也是最难以制定的部分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