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4页。

　　[13]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2页。

　　[14]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6页。

　　[15] 转引自李非：《富与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16] 休谟指出，“在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以后，这时立刻就发生了正义和非正义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参见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1页。米勒承袭了休谟的思想，他指出，“公正是物质利益（财富，土地，财产，等等）据以归属具体个人的惯例；而公正美德就在于尊重这一归属，决不侵占别人的东西，确保来之不易的占有物物归其主。”（参见米勒：《社会公正》，第158 页。转引自程立显：“大卫？休谟论公正”，载《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五期。）其实，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已经形成了类似的思想。他在《理想国》中对正义的界说是：“每一个人都不拿别人的东西，也不让别人占有自己的东西。”“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事情。”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5页。

　　[17] 石元康或许是仅有的例外，他明确将如何使各人获得物权的问题归结为分配正义问题。他指出，“一群拥有无限的欲望的自利主义者们，在物资相对贫乏的情况下，想要彼此合作，以获取个人的更大利益时，很自然会碰到的问题是，当透过合作大家可以生产出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时，应该怎么样来分配这些东西？谁应该得到那些东西？这就是分配公正的问题。”参见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07页。

　　[18] 如慈继伟主张，“正义的应用范畴是财物，而正义的作用是妥善‘分配物品’，并建立适当的规范以限制财物占有欲。换言之，正义是分配正义。”参见慈继伟：《正义的两面》，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8页。

　　[19] 苏永钦先生也否认决定资源配置的规范归牵涉到分配正义。他指出，“所谓的公共政策，更广义的还包括不涉及‘分配正义’的公共利益思考，比如从资源配置效率或社会成本的观点来决定规范的选择，既无关分配正义，也无碍于对等正义的实现。”参见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