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立法的难点表现为，既要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又不能搞平均主义。因此，从立法内容来看，我们还必须掌握住一个度，在吸取计划时期的政府大包大揽的教训的同时，也不能重蹈高福利国家的道路;在吸取发达国福利病的经验的同时，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多地强调企业和个人的太多的义务。或者说，尽管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立法已经从国家福利向着个人责任的方向发展，但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目前却还必须强调国家的责任。

　　在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加快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步伐不但是当今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和保护中国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前提。因此，国家应该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加快社会保障立法的步伐，制定出以人权为中心的、以“以民为本”的社会保障良法。

　　三、社会的协调发展与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构筑

　　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支持。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健全的社会保障立法不但是构筑其完整法律体系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坚强后盾”。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建设由于缺少基本法律的支撑，所以在构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框架的过程中，始终缺乏长远性的总体思考，表现出随意性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无统一规划的现象，其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框架结构随意

　　围绕着国有企业的改革，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社会保障的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六大部分;1994年《劳动法》第73条所设定的社会保险的框架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五部分的内容;1998年随着下岗社会现象的出现，国家对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框架设计又基本上是社会保险(而且主要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部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大部分，并发布了两个“确保”的政策;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社会保障的提法是：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2003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对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强调的是“三条保障线”(失业保险、下岗生活费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费)和“两个确保”(确保下岗职工的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提倡建立的是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提法也与此相同。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其优势是能够高效地形成全国一盘棋，便于推行政府的各种决策和政策，但由此带来的负效应是太多的“随机而变”，其与法律法规应该具备的稳定性显然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