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义举,促进了社会公益和民间互济。徽商投身社会保障事业,其义举涉及弃婴养育、助学济困、贫病救治、养老送终、理丧恤葬、失业救济等诸多方面,促进了中国古代保障体系的建立。徽商“济饥馁以粥,掩暴骼以棺,还券以慰逋负,散财给窘乏。至于修路,造亭桥,诸所善果靡不仗义为之,不少吝”。清初婺源江正迎经商无锡,“人有贫乏者,尝不惜倒囊以济”。清中期婺源俞钰经商南京“见义冢倾颓七十余所,雇工掩埋。上新河俞家茶亭,亦输资修整”。同县孙有义“其侨金陵,捐助江南北诸会馆,独造万富庵河桥,时有孙善人之号”。余荣立在南京,以五百两银设下关救生局,在上新河建义济堂,年逢水灾,散给衣食,“全活以万计”。明末清初歙县人吴民仰,松江岁俭,散麦饥民:常州水灾,煮粥哺饥。乾隆时歙县陈启元,服贾湖州,修桥砌路,出谷平粜。婺源俞俊锦,经商丹徒“遇岁饥,输数百金以赈,全活多人,复施棺瘗殍”。徽商洪德税,“客京口,见江流风飚,折楫摧舟,概然捐数百金,买田三十亩,糈渡口拯溺者,名救生渡”。徽商俞焕,于苏州、南京输建会馆,在南京施棺置义冢,捐修城土,费皆不赀。江可烈“于杭之南关倡建徽商公所,捐千余金”。道光时茶商章志乾“瘗暴骨、治道途、轸恤孤贫,挥金勿惜”。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后,对有功职工设“功劳股”,从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来作奖赏,此奖具有永久性,一直拿到本人去世为止。又凡对胡庆余堂立过功的职工,其年迈或患病丧失劳力者,为之设“阳俸”,规定一律照发原薪,养老送终。职工死后有“阴俸”,按工龄长短,发给其家属。
徽商资助,提升了宗族保障水平。徽州有着家族史的最丰富、最完整的文献。《寄园寄所寄》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这种以尊祖、敬宗、睦族为基本特征的守法制度,造成了徽州“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以及族人之间“相亲相爱,尚如一家”的社会风尚。在这种社会风尚下成长起来的徽商,具有强烈的宗族归属感,把自己的命远与宗族的命远紧紧地连系在一起,将强宗固族看成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并渴望在宗族中获得地位和尊重。于是经商致富后,不惜在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上花费大量资金,徽商的大量资助,使以宗族为单位的保障能力大为增强,提升了宗族的保障水平。如建祠堂、牌坊、修祖墓、族谱、购置族田、盖亭立庙等。棠樾村清代有先达祠、绍一公祠、慎余堂、诚孝词、宣忠堂、尚书公家庙,燕斋、翰林祠、进土厅、存爱堂、亦政堂、敦本堂、世孝祠、慈孝堂等祠堂,建造费用多出自本族商人。商人又购置族田,出租生息,作为宗族的公共财产,用作族内祭祀、修缮、抚孤济贫的费用。依其用途分为祭田、祠田、义田、祀田、学田等。其它如塔、亭、庙宇亦多赖商人资助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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