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物权法律制度已成共识的今天，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变动制度的理论构建则显尤为必要。本文拟对此予以探讨，以求有助于我国物权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公示公信原则功能之分析

　　（一）公示原则的功能。该原则的核心内涵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即公示与应当公示、公示的法律效果。具体而言，公示原则要求物权的存在与变动，必须以一定形式公开表现出来，并能被特定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所知悉。否则，当事人将不能得到公示效力的保护。一般地说，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动产物权以交付（占有）为公示。由于各国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公示要求与公示效力结合方式上的不同。在法国、日本等主张纯粹意思主义的国家，物权变动不以法定方式就不能对抗主张抵触物权的第三人。（注：山本进一等编著：《改订物权法》，青林双书局，昭和58年版，第26页。）在德国及继受德国民法典诸国，物权变动非经公示不能生效。虽然公示的法律效果存在差别，但在“公示与应当公示”的行为模式上各国却没有不同。并通过这种行为模式与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有机结合，来实现公示原则的功能。

　　该原则使原本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物权变动过程，外化为一定物态形式为公众所知，以维护交易过程的安全。公示对于处在交易之处的第三人提供“消极的依赖利益”，即“只要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注：远藤浩等：《新版民法（2）-物权》，有斐阁双书局， 昭和60年版，第37页。）物权变动当事人也以公示确定权利的性质与归属。这种定纷止争，判定物权归属的功能是公示原则的功能。在此之上，公示原则在微观上通过提供公开、法定的信息，指引当事人确认权利实象，提高物权变动的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在宏观上，公示原则为国家对房屋、土地等重要资源实行有效控制与管理提供了条件。从法学技术侧面来考察，公示原则在物权变动中维护着物权排他性、对世性等基本特性，排除双重买卖、一物多权现象的产生。可以说公示原则是物权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件。

　　（二）公信原则的功能。该原则赋予公示以一定范围的可信性效力-公信力，“凡依赖物权变动之征象，认为有其物权存在而有所作为者，纵令该征象与真实权利之存在不符，法律对于依赖该征象之人亦加以保护”（注：刘春堂：《判解民法物权》，三民书局（台）1987年版，第5页。）换言之，即使公示与实际权利关系不一致， 标的物的主人无处分权时，善意依赖公示的受让人仍能取得物权。公信力的救济弥补了处分行为的权利瑕疵。

　　该原则是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在现代物权法中应运而生的基本原则。它维护着公示与公众间既存在法律信用关系，“善意受让人出于对公示的依赖，应当取得物权。否则，连法定方式都无法保证出让人确有的处分权，交易就失去了最起码的法律保障。”（注：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 ）由此可见，公信原则的最基本功能在于保护动态交易安全，使连续发生的交易活动不致因原权利人主张权利而毁于一旦。另一方面，公信原则又促使真正权利人积极消除权利的虚象，以防止因公信力而失权。

　　总之，公信原则与公示原则相辅相承，从不同的功能角度确保物权变动快捷顺畅地完成。公信原则以公示原则为基础，并在功能上加以补充。公示原则只提供给当事人消极的依赖，即只要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的依赖；公信原则却进一步保护当事人积极的依赖，即“只要有公示就有物权变动”的依赖。（注：远藤浩等：《新版民法（2 ）-物权》，有斐阁双书局，昭和60年版，第37页。）公示原则是一把又刃剑，以公示与否来确认权利的归属；公信原则却“厚此薄彼”，保护依赖公示的第三人取得公示虚假的权利，牺牲真正权利人公示瑕疵的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