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廉政账户”的设立与刑法理论中犯罪形态原理相违背。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形态，是指在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几种停止的犯罪行为状态，具体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既遂和犯罪中止。刑法中规定犯罪形态的意义主要有：首先在于能准确的定罪，我国刑法分析所规定的一切犯罪，都取其完成形态，也即犯罪既遂。对于犯罪既遂的行为，直接引用相应的分则条文认定即可。然而，刑事案件中还有大量的以未完成形态出现的犯罪，在这些犯罪预备、犯罪未遂或犯罪中止的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与刑法分则的条文并不完全吻合，还须结合刑法总则中有关犯罪未完成形态的规定，才能完整说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与特征。其次在于能恰当量刑，一般而言，未完成形态的犯罪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总是要或多或少地轻于同类犯罪的完成形态。而不同的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也可能差异很大。就此而言，刑法理论中犯罪形态原理对于我们更深入、全面、正确地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廉政账户”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又引出一个刑法话题，即当某人在收受贿赂后又在案发前缴出受贿款，是犯罪中止或者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既遂以后的一种态度？由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均是刑法中的法定情节，而犯罪既遂后行为人的表现只是刑法中的酌定情节所以必须加以明确而不能混淆。笔者认为，从刑法规定和刑法理论上分析，一个犯罪行为只有一种形态。行为人犯罪后的态度只能作为量刑时考虑的一个从轻情节，因为其仅仅只是反映了行为人对犯罪行为的认识程度，且对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不起决定作用。通常而言，犯罪既遂以后的弥补损失、恢复原状既不能作为改变犯罪行为本身的性质依据，也不能作为认定其他未完成犯罪形态的理由。就此而言，收受贿赂者在案发前将赃款缴至“廉政账户”充其量也只是在犯罪既遂后认罪态度上的表现，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将这种情况视为犯罪中止或者犯罪未遂，更不应该据此而否定行为人受贿行为的存在。从犯罪构成角度分析，受贿犯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收受他人相当数额的钱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即构成了受贿罪的既遂，因而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等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由此分析，“廉政账户”制度中“凡持有该帐户‘缴款回执’的，可视作主动拒礼拒贿”的做法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

　　（五）“廉政账户”的设立违背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规定。

　　依法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是司法机关的法定责任。我国刑法第399条明确规定了徇私枉法罪：即“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402条专门规定了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从这些刑法规定来看，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在发现有犯罪事实存在的情况下，对行为人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不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均应构成犯罪。

　　从某种角度分析，如果要严格按照刑法规定执行，同时又设立“廉政账户”制度的话，这就必然使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处于“两难境地”：即如果依照“廉政账户”的内容对明知是受贿的犯罪分子不追究或不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就可能构成刑法上的徇私枉法罪或者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自己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在“廉政帐户”制度中，对于持有该帐户“缴款回执”的，可视作主动拒礼拒贿而不予追究，面对缴款单据体现出来的缴款人姓名、甚至是通过银行录像机记录的缴款人状况下，纪检部门可以视之为拒礼拒贿而不予追究，这种做法显然是在明知是犯罪分子的情况下而仍然枉法，此时，纪检部门的司法工作人员很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在“廉政账户”中发现犯罪分子，并按照刑法规定追究或者移交司法机关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则肯定与“廉政账户”的内容不统一。